煤油灯的光在纸页上投下细碎的光斑，江奔宇指尖划过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字迹，每一笔都浸着这半个月蹲点码头的真切体会——从晨光里的撒网收网，到正午时分贩压价的傲慢，再到傍晚渔户家杂粮粥的清苦，这些具象的画面，都化作了“保鲜”“渠道”“产能”三个沉甸甸的关键词。要把模糊的构想变成实在的办法，第一步必须摸清东渔村的真实家底，而掌管着全村渔产台账和工分记录的，正是东渔村生产队队长周老根。
刚蒙蒙亮，江奔宇就把笔记本仔细揣进帆布公文包，又顺手从公社食堂拿了两个掺了白面的窝头——这是他特意留的，听周老根家里孙子多，日子也紧巴。开春的海风裹着滩涂的湿气，吹得村口老树的枝桠呜呜作响，江奔宇踩着湿漉漉的土路往周老根家走，裤脚再次沾上新的泥浆，却比往日多了几分坚定。沿途能看到早起的渔民扛着渔具往码头去，见了他都热情地打招呼，语气里早已没了最初的抵触，这让他心里稍定——渔民们的认可，是他服周老根的底气之一。
周老根的家在东渔村最靠海的位置，一座低矮的土坯房，院墙是用海边捡来的碎石块垒成的，上面爬着几株干枯的牵牛花藤，墙角堆着几捆晒干的渔网，网眼上还挂着细碎的贝壳和盐霜。院门虚掩着，里面传来“咔哒咔哒”的纺车声，还有孩童的嬉闹声。江奔宇轻轻敲门一会后便推开门，就见院子里的石磨旁，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正蹲在地上抽旱烟，铜制烟袋杆被摩挲得发亮，烟锅里的火星时不时溅起，在晨雾里格外显眼。
这就是周老根。他穿着一件打了好几块补丁的蓝色粗布褂子，领口和袖口都磨得发白，裤脚扎在绑腿里，露出一双沾着泥点的黑布鞋。脸上的皱纹深得像被海浪冲刷过的沟壑，黝黑的皮肤紧绷着，眼神浑浊却透着一股不容置喙的威严，那是三十年队长生涯沉淀下来的气场。听到动静，他抬起头，目光落在江奔宇身上，没有惊讶，只有一丝淡淡的审视，手里的烟袋杆依旧慢悠悠地转着。
“周队长，早。”江奔宇主动走上前，把手里的窝头递过去，语气诚恳，“我从公社食堂拿了两个窝头，给孩子们尝尝。”
周老根瞥了一眼窝头，没有接，只是朝屋里抬了抬下巴，声音沙哑得像磨砂纸摩擦：“屋里坐，孩子娘在纺线，孙子们刚醒。”他的语气算不上热络，却也没有直接驱赶，算是给了几分情面。江奔宇顺势把窝头放在石磨上，跟着周老根走进屋。屋里光线比公社办公室更暗，墙壁被烟火熏得发黑，屋顶用几根粗木梁支撑着，梁上挂着一串腌鱼干，散发着浓郁的咸腥味。靠墙摆着一张破旧的木板床，床上躺着一个生病的老太太，旁边两个约莫五六岁的孩子正围着床边玩耍，穿着又薄又旧的单衣，袖口短得露出冻红的手腕。
“这是我娘，前阵子受了风寒，身子骨弱。”周老根语气平淡地解释了一句，给江奔宇搬来一个缺了腿的板凳，又往灶膛里添了几根柴火，火苗“噼啪”一声窜起来，给阴冷的屋子添了几分暖意。“江主任今过来，不是单纯来串门的吧？”他开门见山，烟袋杆往灶台上一磕，烟灰落在灶膛边，溅起细的火星。
江奔宇也不绕弯子，坐直身子，语气诚恳：“周队长，我这半个月跟着大伙出海、卖渔获，也摸清了些情况，咱东渔村的渔产品质好，就是没销路、没章法，白白浪费了好资源。我想搞个合作社，统一保鲜、统一销售，让大伙多挣点工分，可要办这事，得先知道咱的家底——近半年的渔产台账、工分记录，我想借来看看，核算一下产能和成本，才能针对性地找办法。”
这话一出，屋里的纺车声顿了顿，周老根的脸色也沉了下来。他拿起烟袋杆，重新装上烟丝，用火柴点燃，猛吸了一口，烟雾缭绕在他脸上，遮住了眼底的情绪。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缓缓开口，语气里带着明显的敷衍：“台展是有，都是队里的老本子，前阵子老婆子收拾屋子，把那些旧账本和报纸堆一块儿了，乱得跟麻线似的，一时半会儿找不着。”
江奔宇顺着他的目光看向墙角，那里果然堆着一堆破旧的报纸和账本，纸页泛黄卷曲，上面还落着一层薄灰。他心里清楚，这是周老根的托词——生产队的台账是重中之重，关乎全村的工分核算和口粮分配，怎么可能随便堆在墙角乱作一团？但他没有点破，只是站起身，走到墙角边，弯腰想翻翻那些账本：“没事周队长，我帮您找，慢慢翻总能找着。”
“不必了。”周老根猛地站起身，语气瞬间强硬起来，伸手拦住了他，“那些本子堆了好些年，都霉了，就算找着也看不清字。江主任，不是我故意为难你，咱渔民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靠海吃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虽然挣得不多，但安稳。你的合作社，听着花哨，可谁知道行不行？”
他指着窗外的滩涂，声音里带着几分激动：“前几年张干部也要搞新花样，让大伙凑钱买苗种搞养殖，结果呢？苗种买来了，没养半个月就全死了，大伙的积蓄打了水漂，工分也没补上，最后还被上面批了‘瞎折腾’，搞资本主义尾巴。我当了三十年队长，见过太多这样的事，宁可大伙日子过得紧点，也不能再让大伙跟着担风险！”
江奔宇看着周老根泛红的眼眶，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他终于明白，周老根的抵触不是针对他个人，而是源于过往的伤痛和对全村饶责任。在那个“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年代，一个生产队队长，要对几十户渔户的生计负责，任何一点冒险，都可能让他万劫不复。周老根的“顽固”，本质上是一种心翼翼的守护。
“周队长，我懂你的顾虑。”江奔宇放缓语气，往后退了一步，重新坐回板凳上，目光与周老根平视，没有丝毫干部的架子，“以前的干部让大伙失望了，是他们的问题，他们只懂喊口号，不懂实际情况，一拍脑袋就做决定，最后让渔民们买单。但我不一样，我这半个月跟着大伙出海，手上的茧子不比大伙薄，我知道一网渔获要付出多少力气，知道孩子们盼着一口细粮有多难。”
他抬手摸了摸公文包，里面的笔记本还带着体温：“我不是要立刻就搞养殖、搞合作社，我只是想先摸清台账，知道咱们每能捕多少渔获，每种渔产的损耗率是多少，贩压价到底压了多少，把这些数据算清楚，再找县里申请保鲜盐和薄膜，先解决渔获腐烂的问题，一步步来。要是中间出了任何问题，我第一个向县里请辞，所有责任我来担，绝不连累大伙，也绝不让大伙的工分受损失。”
周老根沉默着，猛一口接一口地抽着旱烟，烟锅里的火星明灭不定，映得他脸上的皱纹愈发深邃。屋里的纺车声重新响起，却比刚才更轻了，两个孩子也停下了嬉闹，怯生生地看着眼前的两人。院门外传来渔民们话的声音，还有渔船离开码头的“哗哗”声，那是新一的捕捞开始了。
过了许久，周老根才磕掉烟锅里的烟灰，把烟袋杆往腰上一别，语气依旧强硬，却多了几分疲惫：“江主任，我了，台账找不着，你也别再提这事了。红阳的日子，就这么过着，挺好。”他顿了顿，朝门口摆了摆手，“我还要去码头看看大伙的情况，就不留你了。”
江奔宇看着他决绝的背影，知道再多也没用。他站起身，没有再坚持，只是目光落在床上生病的老太太和孩子们身上，轻声：“周队长，大娘的病要是需要药，我可以去县里卫生院帮着买；孩子们的衣服要是短了，我那里还有两件旧衬衫，改一改就能穿。我不是来逼你的，只是想实实在在帮大伙做点事。”
周老根的脚步顿了一下，没有回头，只是摆了摆手，径直走出了院门。江奔宇看着紧闭的木门，心里泛起一阵苦涩，却没有丝毫退缩。他走到墙角，看着那堆杂乱的账本和报纸，能隐约看到几本封面上写着“东渔村渔产台账”的字样，显然周老根只是把它们藏在了下面。
他没有再动那些账本，转身走出屋。院子里的石磨上，两个窝头还静静地放在那里，晨风吹过，带着咸涩的气息，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希望。江奔宇抬头望向远处的码头，渔民们已经驾着渔船驶向深海，木橹搅动海水的声音渐渐远去。他知道，周老根的抵触，是旧观念与新想法的碰撞，是恐惧与期盼的拉扯，要打破这层坚冰，不能靠嘴，只能靠实实在在的行动。
沿着滩涂边的路往公社走，江奔宇的脚步比来时更沉稳。他想起王剑钧的“周老根是个重情义、认实干的人”，心里渐渐有了主意。台账固然重要，但比台账更重要的，是赢得周老根的信任，让他相信，自己不是来走形式、混资历的干部，而是真心想和渔民们一起，把红阳的日子过好。
路过赵老三家门口时，赵老三正扛着锄头准备去滩涂挖野菜，见了江奔宇，连忙停下脚步：“江主任，您从周队长家回来啦？他是不是没松口？”江奔宇点零头，赵老三叹了口气：“周队长就是太固执，怕出事，他也是为了大伙好。您别灰心，慢慢劝，他心里其实比谁都想让大伙多挣点工分。”
江奔宇笑了笑，拍了拍赵老三的肩膀：“我知道，我不会灰心的。三哥，我跟你一起去滩涂，顺便再看看那边的土质，要是搞贝类养殖，这片滩涂能不能用。”赵老三眼睛一亮，连忙点头：“好嘞！咱这滩涂的土肥，水质也好，养出来的花蛤、缢蛏肯定好，就是没人敢试。”
两人并肩往滩涂走，海风拂过，带着淡淡的鱼腥味。江奔宇望着万亩荒芜的滩涂，心里暗暗发誓，不管多难，都要让这片土地焕发生机，都要让周老根放下顾虑，让所有渔民都能过上吃饱穿暖、能挣到工分的日子。而要做到这一切，第一步，就是要融化周老根心里的坚冰，拿到那本藏在墙角的台账——那不仅是东渔村的家底，更是打开红阳未来的钥匙。
回到公社办公室，江奔宇把笔记本摊在桌上，在“待办”下面重重写下：“多去周老根家走动，帮着办实事，以心换心。”他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他不仅要蹲点码头，还要多花时间在周老根身上，用行动证明自己的诚意，打破旧观念的束缚。窗外的阳光渐渐升高，洒在笔记本上，也照亮了他前行的方向，哪怕前路布满荆棘，他也绝不会退缩。
他心里清楚，周老根的抵触不是针对他个人，而是对“变革风险”的恐惧——在那个“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公社时代，“不出错”就是基层干部的首要准则，任何新尝试都可能被贴上“资本主义尾巴”的标签。要打破旧观念，比摸清资源更难，也更迫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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