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平四年（193年）六月，北方似乎趋于了平静。
白马义从折损惨重后，公孙瓒战败，率残部退回幽州，却不进驻蓟城，反而将军队屯驻在蓟城城外的高地上。
赵剑坐在贝丘城的书房里，看着侯勃的外务营送来的这个情报，心头一沉！
这是史料记载中的事，真的发生了。
按史料记载，公孙瓒此举，是对城内幽州刺史刘虞形成的军事威慑。
据记载，两饶矛盾首先是对异族策略与军事理念冲突。
刘虞主张以怀柔、安抚政策稳定边境，这直接削弱了公孙瓒的军事价值。
公孙瓒是靠武力征讨异族起家的，刘虞的和平路线让他失去了立功、扩军的机会，如同断了他的“晋升路”。
其次是权力归属争夺。
刘虞是朝廷任命的幽州牧，握有行政权与民心。公孙瓒凭借兵权在幽州专横跋扈，常违逆刘虞指令，甚至劫掠百姓，实质想架空刘虞、独掌幽州，权力矛盾最终走向决裂。
之后，公孙瓒自恃兵力强大，与袁绍交战，刘虞屡屡命他停战，他却充耳不闻。
刘虞于是减少了他的粮秣供应，公孙瓒则放纵士兵抢粮。
刘虞向朝廷状告公孙瓒暴虐，公孙瓒也指控刘虞克扣军饷，双方矛盾逐渐公开化。
据《后汉书·刘虞传》记载，刘虞与公孙瓒彻底反目就是初平四年（193年）公孙瓒“违令私掠、拒不受命”的两次直接挑衅，彻底打破了刘虞对其最后的容忍。
第一次导火索是公孙瓒私吞粮饷、纵兵劫掠，公然对抗刘虞的行政指令。
这一年，刘虞派人给北方的乌桓部落送去大批粮饷，以安抚边境、稳定民心。
但公孙瓒认为“乌桓终将为患”，不仅暗中截杀了刘虞派去的使者，私吞了全部粮饷，还纵容麾下士兵以“防乌桓”为名，劫掠幽州境内的百姓与商旅。
刘虞得知后震怒，多次下令约束公孙瓒，公孙瓒却以“军情紧急”为由拒不从命，甚至将刘虞派去问责的官吏扣押，直接挑战刘虞作为幽州牧的行政权威。
第二次导火索是公孙瓒屯兵城外、拒不入城议事，暴露架空刘虞的野心。
公孙瓒在冀州与袁绍交战，战败后率残部退回幽州，却不进驻蓟城，反而将军队屯驻在蓟城城外的高地上，对城内的刘虞形成军事威慑。
刘虞多次召公孙瓒入城议事，商议幽州防务与民生事宜，公孙瓒均以“恐遭袁绍奸细暗算”为由拒绝，甚至暗中在城外修筑工事，摆明了要“拥兵自重、架空刘虞”的姿态。
这两次挑衅让刘虞彻底看清：公孙瓒已无服从之心，若不铲除，自己不仅无法推行治幽政策，甚至会被公孙瓒夺权。
于是刘虞才下定决心，集结十万大军讨伐公孙瓒，却因指挥失当战败被俘。
公孙瓒担心刘虞作为幽州民心所向的领袖，日后会被旧部营救复位，遂诬陷其“谋逆”并斩首，以绝后患。
此时已是初平四年，公孙瓒正好是也是战败回而回，也是不进驻蓟城，反而将军队屯驻在蓟城城外的高地上。
看来，刘虞死期将至了。
对于刘虞，赵剑还是很想招揽的。
刘虞在幽州任职期间，积极发展经济，开放上谷的市场与外族交易，开采渔阳的盐铁矿，使幽州实现了财政自给，还安置了百余万青州、徐州的流亡百姓，让他们安居乐业。
他为政宽仁，深得民心，幽州百姓对他十分爱戴，其死后，百姓无不痛哭流涕。
刘虞以忠厚自牧，坚守忠节，在乱世中保持了难得的仁德与忠诚。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他“以恩厚得众心，北州百姓流旧莫不痛惜。”
“速请元浩先生、子龙和文远将军。”
主公同时召唤三人，三人自然明白是有大事。
赵剑介绍完幽州情报后，道：“公孙瓒虽败给了袁绍，失去了白马义从，但其尚有实力。
刘虞治政有方，却不善统军。纵然其兵马再多，终将战败。
以公孙瓒性格，断然不会刘刘虞性命。此人有治政大才，为百姓拥戴。
若被公孙瓒所杀，赵剑不忍！
我军数年作战，实不易再于公孙瓒于幽州境内开战，不然就给袁绍做了嫁衣。
刘虞与公孙瓒在蓟县交战，被杀、被俘的可能性不大，必有忠心之士护其逃命。
蓟县无险可守，刘虞定会逃到居庸。
居庸地处燕山山脉南麓，有居庸关险可守，易守难攻，且距蓟县仅百余里，既能快速抵达暂避追兵，又能依托关隘组织防御。
这是其能选择的最优逃生方向。
诸位有何高见，可往居庸救刘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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