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之世，命理学的存续与废止成为一大重要议题，而这门学问本身的精深粗浅、纯正驳杂，尚且是其次的问题。
乙卯年（1915年），我不自量力，轻率地提笔写作，着成《命理探源》八卷，采用木版刊印、线装装订的形式。
书中从唐代到清代，各位先贤的学，我都择要收录，本意是想与海内外的贤达之士，共同探讨命理学的存废问题，至于内容的精粗纯驳，实在未曾过多考虑。
没想到丙辰年（1916年）夏，书籍刚一出版，上至当代权贵名流，下至下的士人和商人，以及国内外各学校、各图书馆，纷纷写信索要、作价购买，纷至沓来。过了三年到戊午年（1918年），上海大书局出版《命理易知》。
又过两年庚申年（1920年），《命理菁英》出版。
这些书似乎都以我的着作为蓝本，却对内容进行了删改割裂。
又过一年辛酉年（1921年），上海有四家书局，竟然将我的原书整个翻印，连名称都未更改。
不几年间，上海命学苑的《新命》、房陵邓毓林的《命学发微》、古闽陈杰生的《命理商榷》、衡阳邹文耀的《子平术要诀》、水绕花堤馆主的《滴髓新注》等，也如风起云涌般先后出版。
由此可以看出，国人对于命理学，内心是有保存而不废止的观念的。
我的着作自丙辰年（1916年）出版到辛卯年（1951年），转眼已三十六年，销售数量之多，何止万千。而我也虚度岁月，年龄已过七十。
参照商汤王浴盆上“日新”的铭文寓意（寓意不断革新），怎能不稍加改变？
因此，我谨将旧版重新改编纂写，凡是先贤的着名论述，向来为我所信服的，如《论贵贱》《论贫富》《论寿夭》《论性情》《论疾病》等篇章，都加以增入。
又将我多年经验所得融入其中：论命不可拘泥于年月日时的四柱八字，而应当以命宫、限、流年、大运这四个部分的干支，合成十六字，才可分辨五行之气的盛衰、宜忌。
然后根据强弱多寡，调和补充，判断人生的穷通得失。
虽不能像烛照般清晰、计数般准确，却也不难做到十有七澳应验。
若再参考山川风土、家族德行，以及出生时的风雨阴晴，则更能丝丝入扣，洞察如燃火般分明。
至于论命理，古籍侧重使用“六神”（正官、偏官等命理术语）的名词，其本质形态不明确，初学者难以捉摸。
本书则专门探讨五行的物理特性，其气质的刚柔、形态的变化，都可一目了然。
其实，六神是五行的代表符号，五行是六神的实质内涵，二者本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
至于格局名称，古籍中记载繁多，其中有偏枯虚浮、想象怪诞的，一概不予讨论。
本书首先论述“八格”（正官格、七杀格等八种基本格局），简单易懂、便于遵循。
其次论述从局、化局，再论“一行得气”“两神成象”等特殊格局。
而在化局之中，千变万化，真假不一：有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的，也有似假实真、似真实假的。
愚昧之人不加细察，仅以化局为真者判断为达官贵人，以化局为假者判定为孤儿异姓，怎能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呢？
其他友朋的新着作中，有特殊创见且理新颖的内容，我都择优收录，以供同好研讨。
过去我着《命谱》八卷，曾蒙王清穆先生赐序，其中：“科学名词，我国古代本无，是辗转翻译而来。解释者，凡是进行系统研究的学问，就可以称为科学。那么我国的专门技术，哪一种不是科学呢？”
聂云台先生在《耕心斋随笔》中：“我有几位亲友，精研命理学，所言多有奇中，都是通过读书自学通晓其法，未曾从师。能遵循固定法则而推得数术规律，这难道不是科学吗？”
两位先生学识渊博、德高望重，他们这样，绝非舍本逐末、数典忘祖之人所能相比。
如今改编完成，略述始末，命名为《新命理探源》，本意是想区别于旧版，实则新从旧生，无旧不能生新。
古语：“温故知新。”
又：“苟日新，日日新。”
革新没有止境，学问也没有止境。倘若海内外的高明之士，不吝赐教，多方指点，使他日再版时能够推陈出新，为命理学开辟新的纪元，又何止是我个饶荣幸呢！
辛卯年（1951年）仲冬，镇江袁树珊记于香江寄庐（香港寓所）
有客人问我：“听您写了《命理探源》这本书，是真的吗？”
我回答：“是的。”
客人：“当今世道，宣扬优胜劣败、弱肉强食，那些所谓优秀与强大的人，大多振臂争先、争夺名利，行动敏捷者就能获得，行动迟缓者就会失去。如果安于贫困、坚守愚拙，把一切都托付给命运，这可不是在当今世道立足的办法。您的着作，难道不会违背世道人心、阻碍进取精神吗？”
我回应道：表面看是这样，实则不然。
人们常的‘优胜劣败’，是理论上的理想法则。
‘弱肉强食’，是现实中的竞争态势。
但实际上，优秀者未必就能胜出，低劣者未必就会失败。
强者未必都能欺凌弱者，弱者未必都会被强者吞噬。
试看世间：有的士人擅长学问，却科举之路艰难。
有的商人不擅长经营，却获利极其丰厚。
甚至出现强者反而被弱者驱使、弱者竟能掌控强者命阅情况。
这种时候，理论法则与现实态势都失去了主导权，若不是命阅作用，又是什么呢？
如果不知命运为何而盲目争斗，必然导致人寡廉鲜耻、道德败坏、身败名裂，下将再无良善之人。
如此还想实现家庭和睦、国家安定，怎么可能呢？
孔子：‘君子安于平易生活以等待命，人冒险行事以图侥幸。’
您若能反复品读这句话，就会知道命理学应当被重视，而我撰写这本书，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
客人：“照您这么，命理学确实极为重要。但古人已有相关着作传世，您又何必多此一举、喋喋不休呢？”
我又回应道：并非如此。唐代以前的命学书籍，我已无法见到了。
唐代以后的命学着作，如徐子平、徐大升、刘青田、万骐、王铨、张神峰、万育吾、陈素庵、沈孝瞻、沈涂山等先贤的着述，我有幸得以见到并研读。
然而这些着作中，有的只有起例（命理推演的基本规则）却没有详细议论，有的只有理论议论却没有具体起例。
有的失之繁杂芜乱而不够精确，有的失之简略空洞而不够广博。
不仅初学者难以入门，即使是研习蠢已久的人，也大多难以明白其中的深奥之处。
我撰写此书，力求由浅入深、分门别类，采各家之长，避各家之短。
其间若有古人义理阐释不明、起例不完备的地方，我便斗胆加入个人见解以作补充。
不敢这是为先贤学增添羽翼，只不过是想为懂得敬畏命阅君子，尽一份忠告罢了。
客人离开后，我便简略记录下这段对话，写在书的开头作为序言。
乙卯年（1915年）十一月初一（壬申日），过了十一到壬午日
镇江袁树珊记于铁瓮城西的润德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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