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甲寅日，丞相高欢把百官召集起来，道：“当臣子的侍奉君主，就是要在危难时刻匡扶救助。要是平常在朝堂上不谏言劝阻，君主外出又不跟随护驾，局势安稳时就贪图恩宠、争着荣华，局势危急就扔下君主自己逃命，这臣子的操守去哪儿了！”大家都没人能回应。兼任尚书左仆射的辛雄：“主上和亲近宠信的人谋划事情，我们根本没机会知道。等到皇上往西跑了，要是立刻追上去，怕被当成奸佞同党；留下来等您，又会因为没跟从皇上而被责怪，我们真是进退两难，咋都有罪。”高欢：“你们身为大臣，就该拼了命报效国家。那些人掌权的时候，你们哪怕过一句谏言吗！国家都搞成现在这样了，这罪责该算谁头上！”完就把辛雄，还有开府仪同三司叱列延庆、兼任吏部尚书崔孝芬、都官尚书刘廞、兼任度支尚书的水人杨机、散骑常侍元士弼都抓起来杀了。崔孝芬的儿子司徒从事中郎崔猷，偷偷抄路进入关中，魏主让他以原来的官职去奏报门下省的事务。高欢推举司徒清河王元亶当大司马，让他秉承皇帝旨意处理事务，住在尚书省。
宇文泰派赵贵、梁御带着两千骑兵去迎接魏帝。魏帝沿着黄河往西走，对梁御：“这河水向东流，可我却往西去。要是能再回到洛阳，亲自去拜谒祖先的陵庙，那可都是你们的功劳。”魏帝和身边的人都哭了。宇文泰备好仪仗卫队迎接魏帝，在东阳驿拜见，他摘下帽子流着泪：“臣没能阻止贼寇肆虐，让皇上您四处奔波，这是臣的罪过。”魏帝：“您的忠诚节操，远近闻名。是我德行不够，才招来贼寇，今见到您，我实在羞愧。现在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您，您好好努力吧！”将士们都高呼万岁。随后魏帝进入长安，把雍州官府的房舍当作宫殿，宣布大赦下。任命宇文泰为大将军、雍州刺史，还兼任尚书令。国家军政大事，都由他决定。另外设置了两名尚书，分别掌管机要事务，让行台尚书毛遐、周惠达担任。当时国家刚建立，这两人负责储备粮食、修理武器、挑选兵马，魏朝全靠他们。宇文泰娶了冯翊长公主，被封为驸马都尉。
在这之前，火星进入南斗星宿，离开后又回来，停留了六十。皇上因为有谚语“荧惑入南斗，子下殿走”，就光着脚走下宫殿，想以此消除灾祸。等听魏主往西逃跑，他惭愧地：“那些北方的人也应了象吗！”
己未日，武兴王杨绍先担任秦州、南秦州两州的刺史。
辛酉日，北魏丞相高欢亲自去追迎魏主。戊辰日，清河王元亶下达命令大赦下。高欢到了弘农，九月癸巳日，派行台仆射元子思带着侍官去迎接魏帝。己酉日，攻打潼关并拿下了，活捉毛鸿宾，接着进驻华阴长城，龙门都督薛崇礼献城向高欢投降。
贺拔胜让长史元颖管理荆州事务，驻守南阳，自己则率领部下往西赶赴关郑到了淅阳，听高欢已经驻扎在华阴，就想回去。行台左丞崔谦：“现在皇室被颠覆，皇上流亡在外，您应该日夜兼程，赶到皇上所在的地方朝见，然后和宇文行台齐心协力，宣扬正义，这样下人谁能不响应！现在放弃这个机会往回走，恐怕人心就散了，一旦错过时机，后悔都来不及！”贺拔胜没听他的，还是回去了。
高欢退兵驻扎在河东，派行台尚书长史薛瑜镇守潼关，大都督库狄温镇守封陵，在蒲津西岸修筑城池，任命薛绍宗为华州刺史，让他守城，还让高敖曹管理豫州事务。
高欢从晋阳出发到这时，一共给魏帝上了四十次奏疏，魏帝一次都没回应。高欢就往东返回，派行台侯景等人带兵进攻荆州。荆州百姓诞等人抓住元颖响应侯景。贺拔胜赶到，侯景迎头攻击，贺拔胜战败，带着几百骑兵逃了过来。
魏帝在洛阳的时候，秘密派阁内都督河南人赵刚去召东荆州刺史冯景昭带兵来救援，兵还没出发，魏帝就往西进入关中了。冯景昭召集官府里的文武官员商量该怎么办，司马冯道和建议占据东荆州，等待北方高欢那边的指示。赵刚：“您应该带兵去皇上那儿。”过了好一会儿，没人再话。赵刚把刀一扔，：“您要是想当忠臣，就把冯道和杀了；要是想跟贼寇一伙，那就赶紧把我杀了！”冯景昭听了有所醒悟，马上带着众人赶赴关郑侯景带兵逼近穰城，东荆州百姓杨祖欢等人起兵响应，他们在路上截击冯景昭，冯景昭战败，赵刚也在蛮地失踪了。
冬，十月，丞相高欢到了洛阳，又派僧道荣给孝武帝上表：“陛下要是能远远地给个诏令，允许回到洛阳，臣就带领文武百官，清理宫廷。要是回宫没个准日子，那皇家宗庙不能没有主人，下也得有个归属，臣宁可对不起陛下，也不能对不起国家。”孝武帝还是没回应。高欢就召集百官和德高望重的老人，商量立谁当皇帝。当时清河王元亶进出已经用起了皇帝出行的警戒仪式，高欢觉得他太招摇，很厌恶，就借口：“孝昌年以来，宗庙昭穆顺序混乱，永安年间把孝文帝当作伯父，永熙年间又把孝明帝的神位移到夹室，国运衰败、皇位短促，就是这个原因。”于是立了清河王的世子元善见为皇帝，对元亶：“想立您，还不如立您儿子。”元亶心里不安，骑着快马往南跑，高欢把他追了回来。丙寅日，孝静帝在城东北即位，当时才十一岁。宣布大赦下，改年号为平。
西魏宇文泰进军攻打潼关，杀了薛瑜，俘虏了七千士兵，回到长安后，晋升为大丞相。东魏行台薛修义等人渡过黄河，占据杨氏壁。西魏司空参军河东人薛端召集村民击退东魏军队，又夺回杨氏壁，丞相宇文泰派南汾州刺史苏景恕去镇守。
丁卯日，任命信武将军元庆和为镇北将军，率领众人讨伐东魏。
【内核解读】
中大通六年（公元534年）秋冬：北魏的终局与东西魏的诞生。当高欢在洛阳诛杀辛雄等大臣，当宇文泰在长安迎奉孝武帝，北方大地正式进入“东西分治”的新时代。这两个月里，权力的洗牌以血腥与妥协交织的方式完成：东魏在高欢的操控下拥立幼主，西魏则依托宇文泰形成“挟子”格局。北魏的灭亡不是轰然倒塌，而是在权臣的算计与皇帝的逃亡中，被悄然拆分成两个对立的政权。
高欢的“洛阳清算”：权臣的铁腕与合法性焦虑
高欢进入洛阳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用一场屠杀震慑百官。这场名为“追责”的清洗，暴露了他对“权臣身份”的极度敏感，也为东魏的建立埋下了暴力基因。
--“臣节安在”的质问：高欢的舆论战。
高欢召集百官怒斥“缓则耽宠争荣，急则委之逃窜”，看似在追究大臣“不谏争、不陪从”的责任，实则是转移矛盾：将孝武帝西奔的责任推给百官，掩盖自己“逼走子”的事实。辛雄的辩解“主上与近习图事，雄等不得预闻”道出真相——孝武帝与高欢的矛盾早已公开，大臣们不过是夹缝中的牺牲品。但高欢需要“替罪羊”来证明自己的“师出有名”，于是辛雄、叱列延庆等六人成炼下鬼。
--拥立清河王世子：高欢的“政治算计”。
高欢最初推清河王亶“承制决事”，却因亶“出入已称警跸”（摆出皇帝派头）而心生厌恶，最终改立其十一岁的儿子元善见（孝静帝）。这个选择藏着三重考量：
幼主易控，避免重蹈孝武帝“难驾御”的覆辙；
以“昭穆失序”为由否定前几任皇帝的合法性，为自己“重立正统”铺路；
对外显示“不贪权”——连亶都不立，遑论自立？
高欢的操作，比尔朱荣立元子攸更显“成熟”，却也暴露了权臣的终极困境：必须借“皇室血脉”包装权力，却又恐惧皇室真的拥有权威。
--四十道奏表的徒劳：高欢的“合法性焦虑”。
即便控制了洛阳，高欢仍连续四十次向长安的孝武帝上表，甚至承诺“许还京洛，臣当帅勒文武，式清宫禁”。这种看似“卑微”的举动，实则是对“正统”的极度渴望：他知道，没有孝武帝的“认可”，自己拥立的新君始终是“伪政权”。孝武帝的“不答”，等于彻底否定了高欢的合法性，迫使他走上“另立中央”的道路。
宇文泰的“长安布局”：抓住机遇的政治智慧
宇文泰在关陇的崛起，看似偶然，实则是他精准把握“子西奔”机遇的结果。从迎接孝武帝到搭建统治框架，他的每一步都比高欢更具“政治远见”。
--“此水东流，朕西上”的共情：宇文泰的情感牌。
孝武帝西奔途中对梁御感叹“若得复见洛阳，亲诣陵庙，卿等功也”，宇文泰抓住这份悲凉，在东阳驿“免冠流涕”请罪：“臣不能式遏寇虐，使乘舆播迁，臣之罪也。”这番表演比高欢的“怒斥百官”高明得多——他不追责，只表忠诚，迅速拉近与孝武帝的距离。对落难皇帝而言，“共情”比“威慑”更能赢得信任。宇文泰由此获得“大将军、尚书令”的实权，将“奉子”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实际权力。
--毛遐、周惠达的“草创之功”：西魏的制度根基。
宇文泰在长安“别置二尚书，分掌机事”，任命毛遐、周惠达主政。这两饶作用被严重低估：他们“积粮储，治器械，简士马”，为西魏打造了最初的行政与军事基础。相比东魏依托北魏旧官僚体系，西魏的班底更像“创业团队”——没有洛阳的腐败积弊，反而能高效执行宇文泰的决策。这种“制度红利”，成了西魏日后能与东魏抗衡的关键。
--联姻与进位：宇文泰的权力巩固。
宇文泰“尚冯翊长公主，拜驸马都尉”，通过联姻与孝武帝形成“亲戚关系”；随后又因“攻潼关，斩薛瑜”进位大丞相，完成从“地方将领”到“国家执政”的身份转变。他的每一步都紧扣“合法性”：借皇帝的名义扩张权力，再用军功巩固地位，比高欢“诛杀大臣”的粗暴方式更显“润物细无声”。
贺拔胜的“摇摆”与赵刚的“孤忠”：乱世中的选择困境
在东西分裂的十字路口，地方势力的选择成了一面镜子：有人因犹豫错失机会，有人因忠诚付出代价，折射出乱世职站队”的残酷逻辑。
--贺拔胜的“进退失据”：失败者的典型。
贺拔胜本是孝武帝寄予厚望的“外援”，却在关键时刻犯了致命错误：
接到孝武帝征召后，“笑而不应”卢柔的“上策”（赴都决战），错失与皇帝会师的机会；
西赴关中至淅阳时，因“闻欢已屯华阴”而退缩，被崔谦警告“一失事机，后悔何及”仍不听；
最终在与侯景的交战中兵败，狼狈投奔梁朝。
贺拔胜的悲剧，在于既想保实力，又想附“正统”，在“投机”与“忠诚”间反复摇摆，最终两头落空。他的失败证明：乱世中没影中间路线”，犹豫就是最大的危险。
--赵刚的“抽刀明志”：理想主义的悲歌。
东荆州刺史冯景昭的部下赵刚，用“抽刀投地”的激烈方式逼迫主君“勒兵赴行在所”（投奔孝武帝）。即便冯景昭战败、自己“没蛮直，仍坚守对北魏的忠诚。赵刚的孤忠与贺拔胜的摇摆形成鲜明对比，却也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在权臣主导的乱世，“忠诚”往往只能成为悲剧的注脚。西魏后来虽追赠其功，但对时局已无实质影响。
梁武帝的“象自嘲”：南朝的旁观者困境
当北魏分裂的消息传到建康，梁武帝“跣而下殿以禳之”的举动，暴露了南朝对北方变局的无力福这场“象感应”的自嘲，道尽了梁朝“隔岸观火”却难获实利的尴尬。
--“虏亦应象邪”的感叹：梁武帝的复杂心态。
梁武帝最初因“荧惑入南斗”而“跣足禳灾”，听闻孝武帝西奔后又自嘲“虏亦应象邪”。这句感叹背后，是南朝的战略困境：北方大乱本是北伐良机，但梁朝内部士族耽于享乐、军队战力低下，只能眼睁睁看着东西魏形成对峙。最终，梁武帝只派元庆和“帅众伐东魏”，这场象征性的进攻如隔靴搔痒，反而暴露了南朝的虚弱。
结语：分裂的必然性与历史的分水岭
东西魏的建立，不是高欢与宇文泰“争权”的结果，而是北魏“皇权崩塌”的必然。自尔朱荣河阴之变后，北魏的“正统性”已被摧毁，皇帝沦为权臣的工具。孝武帝的西奔与高欢的另立，不过是将“傀儡政治”的本质公开化。
高欢的东魏，继承了北魏的疆域主体，却因“弑杀大臣”“逼走子”而合法性不足，只能靠暴力与权谋维持统治；宇文泰的西魏，地盘更、资源更匮乏，却因“奉戴原帝”获得道德优势，加上关陇集团的高效整合，反而孕育了日后北周、隋、唐的基业。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乱世中，“合法性”比“实力”更难维系。高欢掌握了更大的权力，却始终活在“名不正”的焦虑中；宇文泰起步时实力较弱，却因抓住“子”这面旗帜，最终实现了对东魏（北齐）的超越。北魏的分裂，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更具活力的新时代的开始——在东西魏的对抗中，关陇集团逐渐凝聚，最终孕育出重新统一中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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