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粤语诗）
文\/树科
上挂咁一条河
佢嘅大名，叫做银河……
地上流住一条江
靓靓嘅名，噈嗌汉江……
巧巧妙妙，银河汉江
一孖向度，工啱啱……
我哋嘟知长江
汉江噈喺主流……
汉中，汉语，汉字
汉江嘅浪漫花果……
《诗国蟹（粤语诗鉴赏集）2025.6.15.粤北韶城沙湖畔
《星河与江涛的文明回响》
—— 论树科《汉字……》的语言诗学与文化密码
文\/阿蛋
在当代诗歌的多元版图中，粤语诗始终以独特的方言质地与文化肌理占据一席之地。树科的《汉字……》以看似质朴的口语表达，构建起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场域。这首作品将宇宙星河与大地江河并置，最终落点于 “汉字” 这一文明载体，形成极具张力的诗意结构。从语言符号到文化基因，从体运行到文字演变，诗人以精妙的意象嫁接，完成了一场关于中华文明根脉的诗性溯源。
一、方言语法的诗性解构与重构
粤语作为汉语方言中保留中古音系最完整的语言之一，其语法结构与词汇系统蕴含着独特的诗性潜能。在《汉字……》中，“上挂咁一条河，佢嘅大名，叫做银河”“地上流住一条江，靓靓嘅名，噈嗌汉江” 的表述，突破了普通话诗歌惯有的主谓宾结构。“挂咁”“流住” 等粤语特有的动态助词，赋予体与江河以鲜活的生命姿态。这种语言选择并非简单的地域符号堆砌，而是诗人对口语诗学的主动探索。正如钟敬文在《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中所言：“方言是地域文化最生动的载体”，树科通过粤语语法的运用，使诗歌文本具有鲜明的在地性特征，同时也在解构标准汉语诗歌范式的过程中，重构了独特的语言美学。
诗中 “一孖向度，工啱啱” 的表述，以 “孖”（粤语中 “双、对” 之意）和 “啱啱”（恰好、合适）等方言词汇，将银河与汉江的对应关系转化为充满生活气息的表达。这种看似随意的口语化书写，实则暗合南朝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 “情以物迁，辞以情发” 的创作理念。诗人以方言为媒介，将自然现象与人文联想熔铸一体，使诗歌既保有口语的鲜活灵动，又蕴含古典诗学的雅致韵味。
二、体与江河的意象互文
作品开篇将银河与汉江并置，构建起与地的垂直对话空间。这种意象组合并非偶然，而是深植于中华文明的集体无意识之郑在《诗经?雅?大东》中，已有 “维有汉，监亦有光” 的星汉书写，将银河视为上的象征。而汉江作为长江最大支流，在《尚书?禹贡》中便有 “江汉朝宗于海” 的记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地理记忆与精神信仰。树科将二者并置，形成 “巧巧妙妙，银河汉江” 的对仗结构，使体与江河超越自然物象，升华为文明符号的隐喻。
从空间维度看，银河与汉江构成了 “工啱啱” 的对应关系，这种 “向度” 的契合，暗合中国传统哲学中 “人合一” 的宇宙观。北宋理学家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提出 “地之塞，吾其体；地之帅，吾其性”，强调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性。诗人通过体与江河的意象互文，将抽象的哲学命题转化为具象的诗歌语言，使读者在感受自然奇观的同时，领悟到中华文明中人相应的深层智慧。
三、文明基因的诗意溯源
诗歌后半部分从自然意象转向人文符号，完成了从 “银河汉江” 到 “汉中，汉语，汉字” 的逻辑跃迁。这种转换并非生硬的概念嫁接，而是基于地理、语言与文字的历史关联。汉中作为汉江发源地，在汉代因 “汉水” 而得名，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正如《汉书?地理志》所言：“汉家本起于蜀、汉”，汉中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汉文化的摇篮。
诗人将 “汉语”“汉字” 视为 “汉江嘅浪漫花果”，这一比喻极具创造性。语言学家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指出，语言是 “符号的任意性系统”，而汉字作为世界上唯一仍在广泛使用的表意文字，其形、音、义的独特性使其成为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树科以 “花果” 喻指汉字，既强调了语言文字对文明的滋养作用，又暗含着对汉字生命力的赞美。这种将地理、语言、文字层层递进的诗性溯源，使诗歌超越隶纯的咏物范畴，成为对中华文明发展脉络的诗意阐释。
四、口语叙事中的文化自觉
《汉字……》采用近似民谣的叙事方式，以 “我哋嘟知长江，汉江噈喺主流” 的平实表述，将专业的地理知识转化为大众可感知的生活经验。这种叙事策略与胡适在《谈新诗》中倡导的 “明白清楚主义” 不谋而合，通过口语化表达打破诗歌与读者之间的审美壁垒。然而，诗饶创作意图远不止于语言形式的革新，更在于通过通俗的叙事传递深刻的文化认知。
在全球化语境下，方言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自觉的体现。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言：“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方言作为乡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地域人群的情感记忆与价值认同。树科选择粤语创作，既是对自身文化身份的确认，也是对汉语多元性的守护。通过诗歌这一载体，他将银河与汉江的自然奇观、汉中与汉字的文化渊源，以粤语特有的韵律节奏呈现给读者，使传统文化在现代诗歌中焕发新生。
五、诗歌结构的拓扑学之美
从结构上看，《汉字……》呈现出独特的拓扑学特征。诗歌以银河与汉江的平行叙事开篇，通过 “巧巧妙妙” 的转折实现意象的交汇，最终收束于 “汉字” 这一文明核心。这种结构类似于拓扑学中的 “莫比乌斯环”，看似线性的叙事实则形成闭环，使自然意象与人文符号在诗歌内部完成循环论证。正如法国诗人兰波所：“我愿成为任何人”，树科在诗歌中通过意象的转换与重组，实现了从自然现象到文化本质的身份跨越。
在语言节奏上，诗歌采用长短句交错的形式，“上挂咁一条河” 与 “汉中，汉语，汉字” 形成疏密有致的韵律福这种节奏变化暗合中国古典诗词中 “起承转合” 的结构原则，使作品在口语化表达中不失古典韵味。诗人通过结构与节奏的巧妙设计，将宏大的文明叙事转化为富有音乐性的诗歌文本，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结语：方言诗学的当代价值
树科的《汉字……》以粤语为媒介，完成了一场关于中华文明的诗性勘探。从银河到汉江，从体到文字，诗人通过意象的嫁接与语法的创新，构建起独特的诗歌话语体系。这首作品不仅展现了方言写作的艺术潜力，更彰显帘代诗人在全球化语境下对本土文化的坚守与创新。在汉语诗歌面临同质化困境的今，《汉字……》的创作实践为方言诗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也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正如诗人艾青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树科以粤语诗歌为载体，书写的不仅是汉字的浪漫，更是对中华文明深深的眷恋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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