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苏春英不像她姐那么腼腆。这姑娘手脚麻利得很，单手就能和三十斤玉米面，蒸出来的窝头个个暄软蓬松，摊的煎饼薄得能透光。她有这干活的好手艺，立马成为众知青的膜拜对象。
苏春英虽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姑娘，可性格开朗大方，见了知青就甜甜地桨哥哥”桨姐姐”。她总每热心肠地帮着知青打扫卫生，给女知青们送来大铁盆、搓衣板，教她们如何盥洗衣服。
知青们，尤其是女知青们，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妹妹，还跟着她学起了做饭。
做饭看着简单，真动起手来才知道真的够麻烦。女知青们手忙脚乱地学着，才明白这活儿既要技巧，更得靠经验。
贴饼子还好，主要的注意事项就是往滚烫的锅沿上甩面饼时，心别烫着手。
发面就讲究了，酵母放多少，发多久，都得掐准点。发不够，蒸出来的窝窝头又又硬，像缩水又干瘪的柿子，不好看也还不好消化；发过头了，窝头就带股酸味儿。
除了窝窝头，当地还流行摊煎饼。
学这手绝活，女知青们可没少吃苦头。先是推磨把玉米粒儿碾成粉，磨快了粉粗，磨慢了黏磨盘，讲究的是个匀称劲儿。
磨好的玉米粒还得用水发泡一晚。第二一大早再上细磨碾。这一整套下来，纯是力气活儿。
等玉米面糊发酵得恰到好处，就被搬进灶房。想吃甜煎饼，就在面糊刚发还没泛酸时摊；想吃酸煎饼，就得等面糊微微泛酸。然后人蹲在尺半高的鏊子前，底下塞几把麦秸秆。
鏊子烧热了，苏春英手腕灵活一转，舀满玉米糊的勺子沿着鏊子中心画个圈，面糊就“刺啦”一声摊开，变成一张金黄油亮的圆饼。
她再用刮板迅速刮平，添把火，反复刮匀，直到饼薄厚一致。等边缘焦黄，散出玉米的香甜气息，她用铲子利落地一翘一转，双手捏住边儿，“哗”地一下子整张煎饼就被揭了下来。趁着煎饼飘起来的当儿，微微转身，便把这张薄如蝉翼的煎饼摞在一旁的高粱杆儿编织的盖垫上。一张张摞起来，慢慢就甚为壮观。
如果想吃嘎嘣脆的煎饼，就要掌握住火候，让煎饼在鏊子上稍微多停留会儿。这样的煎饼泛着金黄的烘烤色，含在嘴里咬一口，嘎嘣脆，香甜酥脆，味道绝佳。
可换城里姑娘上手，不是面糊甩得四处都是，就是刮板用不对劲儿，摊出来的煎饼破得像渔网。
等煎饼摊到百来张，就开始叠煎饼。
这倒是女知青们最有成就感的时候。学会了窍门，一张张薄饼在她们手里翻飞，转眼就摞成山。
胡伟是集体户户长兼知青组长，觉得自己得起带头作用。他硬是半个月练成了深井打水的本事，二十米的麻绳把手掌勒出血印子，却能稳稳提上两桶清水。他还跟仇二学会了怎么挺直腰板，脚步又快又稳地用软扁担挑水，让耷拉下的水桶碰不到脚后跟。
他学会了用松球、玉米棒引燃煤炉，学会了贴饼子蒸窝头，还能炒几个简单的菜。
不到一周，胡伟的厨艺就得到了苏文明的老婆，以及苏娥、苏春英的一致好评，他蒸的窝头暄腾好吃，样子也过得去。
知青们都知道这是善意的鼓励。他蒸的窝头虽比不上苏春英的蓬松，倒也落了个“铁馒头”的趣称。
王婷作为女知青队长，自然不甘落后。她摊煎饼时别出心裁，抹上红彤彤的熟透的柿子，把煎饼变成香甜酥脆的美食；在河边洗衣服，棒槌声能跟村里的妇女对上点儿；缝补的针脚细密整齐，连大娘们都竖起了大拇指。
转眼间分配令下来了，知青们分散到五个生产队，每队分三四人。常亮、聂柱、高卫东都不太情愿干农活，在胡伟和王婷提议下，三人抓阄。结果高卫东被安排去重启村学，当民办教师，和老知青李在然一起教课。
学生上学免费，教书也是义务。村书记刘文农觉得能教娃娃们认字就是大功一件，所以照样给高卫东记工分。
当时定的规矩是：高卫东和其他知青一样，一记七分工，劳动一额外补助一斤麦。
不用下地，照样有口粮。高卫东就这样成了杨柳大队里第一个脱离田间劳动的插队知青。
平时农闲还好，可一到农忙时节，知青点里就有点“炸锅”了。
最不服气的就是没当上老师的常亮和聂柱。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把大家心里那点不服气都给勾了出来。
常亮看着刚记完工分的手册，没好气地嘟囔：“他高卫东是镶了金边不成？咱们在地里累死累活才七分工，他在教室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凭啥也记满分？”
聂柱蹲在灶台边，手里的搪瓷碗“咣当”一声磕在锅沿上：“就是！赶明儿咱们得找刘书记唠唠——要不赶明儿播种，让他高老师扛着黑板下地试试！”
“行啊，这主意好！那明你去？”常亮立刻接了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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