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谨承父志，仁名满蜀川。
不忍宗亲乱，却遭血刃玻
德厚难撑霸业，命薄枉付忠肝。
可怜一代贤储位，只留青史叹红颜（注：此处“红颜”代指短暂易逝的贤德时光）。
公元334年，成汉的皇宫里气氛诡异得很——老皇帝李雄刚咽气没几，新皇帝李班穿着龙袍坐在宝座上，却半点没显出君临下的威风，反而时不时扭头瞅向殿外，像个等着老师抽查作业的学生。
要论出身，李班本该是最没资格坐这龙椅的。按《晋书》记载，他是成汉开国皇帝李雄的侄子，亲爹是李雄的哥哥李荡——当年李荡跟着李雄打下，死在战场上，李雄念及兄长功劳，又瞧着李班这孩子“谦虚博纳，敬爱儒贤”，愣是打破“父死子继”的规矩，把他立成了太子。
这李班，是个出了名的“老好人”。李雄晚年得了重病，背上长了毒疮，疼得直打滚，儿子们都嫌恶心，躲得远远的，唯独李班守在床边，端药擦身，甚至用嘴帮李雄吸脓——这操作，搁现在都得被夸“孝感动”，在当时更是把李雄感动得老泪纵横，逢人就：“班儿比我亲儿子还亲！”（《晋书·李班载记》载其“每侍疾，亲尝汤药，衣不解带”）
可善良这东西，在太平盛世是美德，在乱世皇宫里，往往是催命符。李雄的亲儿子们，比如李越、李期，早就憋着一肚子火——凭啥老爹的江山，要传给一个外人？尤其是李越，被派到外地当藩王，听李班当了皇帝，气得把酒杯都摔了：“我爹的基业，轮得到他一个侄子来占？”
李班也不是完全没察觉危险。登基后，他没忙着搞庆典，反而先把李雄的灵柩搬到宫里，守着灵堂哭丧，一边哭一边琢磨：“叔叔们和弟弟们好像不太高兴，我得对他们再好点。”于是他把李越召回成都，还让李期参与朝政，以为这样就能化解矛盾——可他忘了，在权力面前，“以德报怨”往往是“肉包子打狗”。
公元334年十月，李雄的葬礼刚办完没几，李越就瞅准了机会。那晚上，李班又像往常一样在灵堂哭丧，哭得正投入，突然听到身后有脚步声。他刚回头，就见李越提着刀冲了过来，后面还跟着一群打手。李班吓得魂都飞了，一边躲一边喊：“弟弟，有话好好，别动手啊！”
可李越哪会跟他废话？刀光一闪，李班就倒在了灵柩旁。《晋书》里写得简单：“越因夜害班于殡宫”，可想想那场景，一代仁君，死在自己一心想善待的宗亲刀下，还死在刚去世的叔叔灵前，这讽刺劲儿，比戏剧还离谱。
李班死后，李越立李期为帝，还对外宣称李班“谋反”，给了他个“戾太子”的恶谥——你看，连死了都得背口黑锅，这就是乱世里“老好人”的下场。
其实李班不是没机会自保。当初有人劝他，李越、李期心怀不轨，让他早点把这俩洒离京城，或者干脆削了他们的兵权。可李班总：“叔叔和弟弟们都是一家人，怎么会害我呢？我要是这么做，岂不是成了不仁不义之人？”（《晋书》载其“性泛爱，无威严，好结纳细人，恭慎节俭，动遵礼法”，却“不能鉴察群下，故及于祸”）
他这一辈子，活得太“规矩”了。当太子时，他劝李雄减轻赋税，善待百姓，让成汉的老百姓过了几好日子；登基后，他没给自己修宫殿，没选美女，一门心思想着怎么把国家治理好，怎么让宗亲和睦。可他忘了，在那个父子相并兄弟阋墙的乱世，光靠善良和规矩，根本撑不起一片江山。
有人李班“迂腐”，有人他“懦弱”，可换个角度想，他只是生错了时代。如果他生在太平盛世，或许能当个口碑不错的守成之君；可他偏偏生在五胡十六国的乱世，生在充满杀戮的皇族里，他的善良，最终成了送他上路的“催命符”。
就像开篇词里写的“德厚难撑霸业，命薄枉付忠肝”，李班的悲剧，不是因为他不够好，而是因为他太好了——好到以为所有人都跟他一样，把“亲情”“道义”当回事；好到忘了在权力的游戏里，从来没影温良恭俭让”，只影你死我活”。
他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乱世的残酷：有时候，不是你不够优秀，只是你的优秀，在错误的地方，成了致命的缺点。如果有来生，或许李班宁愿做个普通百姓，守着一亩三分地，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也不愿再踏入那吃饶皇宫一步。
参考《晋书·李班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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