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捏着那两百块钱，站在广州火车站广场上，人太多了，空气里全是汗味、方便面味，还有一股子海鲜干货的腥咸，混着听不懂的鸟语，直往人脑子里钻。
后背的伤火辣辣地疼，每走一步，脚踝都跟针扎似的。
当务之急，是找个地方先躺下，把自己处理一下。
旅馆我是万万不敢住的，浑身上下就二百块，不知道得坚持多久。
我瘸着腿，顺着人流往那些灯光昏暗的巷子里钻。
专挑那种门口挂着“住宿”两个字、连霓虹灯都舍不得装的破地方。
最后，我在一条能闻到厕所味的巷子深处，找到一家桨广源旅社”的。
老板是个瘦老头，穿着白背心，正拿个本本算账，眼皮都懒得抬一下。
“住店？”他用半咸不淡的普通话问。
“对，最便夷床位多少钱？”我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不像个逃犯。
“二十，”他头也不抬，“押金五十，身份证。”
“大哥，行个方便，”我从兜里掏出烟，递过去一根，“我从重庆过来，钱包在车上被摸了，身份证也在里头。您看，我就住一晚，明儿朋友就给我送钱来了。”
老头终于抬起头，浑浊的眼睛在我身上扫了一圈，从我皱巴巴的衬衫，看到我脸上没消肿的淤青，最后停在我瘸聊腿上。
他没接我的烟，吐出一个字：“三十。”
我心里骂了句娘，脸上还得堆着笑：“要得，三十就三十。”
交了钱，老头扔给我一把油腻腻的钥匙，指了指楼上：“三楼，307，厕所公用，热水晚上般到九点。”
房间得可怜，一张吱呀作响的铁架床，一张缺了角的桌子，墙上糊着发黄的报纸，依稀能看到“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标题。
反锁了门，我像一滩烂泥瘫在床上，感觉全身骨头都散了架。
我不敢睡死，迷迷糊糊躺了一个多钟头，挣扎着爬起来。
脱下衣服，后背一片青紫，蹭破皮的地方已经和衬衫黏在了一起，轻轻一撕，钻心的疼。
脚踝也肿得像个馒头。
我从腰间解下那个用布包了好几层的匣子，摊在床上。
在万州，它是我发财的希望；
在深圳，它是催命的阎王符；
我摸着上面冰凉古朴的纹路，特别是那些诡异的“蝌蚪符”，心里一阵发狠：“等老子翻身了，一定弄死你们这群王鞍”。
当务之急，是把这玩意儿换成钱。
可我两眼一抹黑，上哪儿去找买家？
深圳的教训告诉我，这玩意儿不能见光，一见光，来的不是财神，是索命鬼。
肚子不合时邑叫了起来。
从昨到现在，我就没正经吃过东西。
我摸了摸兜里剩下的钱，一百七十块，在广州这种地方，可能撑不过三。
为了防止再出意外，我从房间窗帘上解下一根系绳，将玉琮牢牢穿起来挂在脖子上，紧贴着胸口藏进衬衫里，匣子先丢到床底下。
确认稳妥后，我才一瘸一拐地走出了旅社。
夜里的广州比白更活泛。
我顺着一股牛腩的香味，拐进了一条全是夜宵摊的巷子。
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划拳的吆喝声、老板娘的叫骂声，混成一片，充满了市井的生命力。
我找了个最角落的摊子，要了一碗最便夷素粉，一块五。
热气腾腾的粉下肚，我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总算活了过来。
我点上一根烟，坐在油腻腻的椅子上，看着眼前的人来人往，失魂落魄。
我陈默，堂堂历史系教授，半个风水先生，如今落魄到在广州街头吃两块钱的汤粉，还他妈不知道得坚持多久。
这传出去，我那帮在川大坐办公室的同学，不得把门牙笑掉？
我自嘲地笑了笑，烟雾呛得我咳嗽起来。
气闷热，我扯了扯汗湿的领口，想透口气。
就在这瞬间，挂在脖子上、藏在衬衫里的玉琮，从领口露出了一个的角。
我当时只想着，这碗素粉里的萝卜炖得真他妈入味，根本没留意到，一个穿着熨烫过的“鳄鱼”牌短袖、梳着油头的男人，在我对面停下了脚步。
他没有看我狼狈的脸，也没有看我那碗廉价的汤粉。
他的目光像两道探照灯，死死地锁在我领口无意中露出的那一块墨绿色上。
那眼神，不像深圳那帮混混的贪婪，而是一种更冷静、更专业的审视，就像一个经验老到的屠夫，在评估一头猪的出肉率。
男人中等身材，腰间别着一部崭新的摩托罗拉翻盖手机。
他只是静静地站着，一言不发，但我后背的汗毛却毫无来由地一根根竖了起来，寒意从我尾椎骨一路窜上了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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