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鉴的目光再次落在刚刚写就、墨迹未干的法令条文上，尤其是最后补充的那条关于“画押备案”的注释。他逐字默读，越读越觉得不对劲，眉头紧紧锁起。
“……需事先在库房留存画押样式备案……”
“画押样式”？那些可能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出来的头领，他们的画押能有什么固定“样式”？恐怕每次随手一划拉，都不一样。这如何去“备案”？又如何去核对？
“……并由代书者署名负责。”
代书者？去哪里找那么多“略通文墨”的代书者？每个头领手下若真有这等人才，早就被重用了，还会留在底层？即便有，这些代书者又有多大权威能约束头领的行为？他们敢“负责”吗？最后恐怕又是流于形式，甚至成为新的漏洞。
“我真是读书读傻了！”高鉴猛地低骂一声，抬手就给了自己一个不轻不重的耳光！
“啪”的一声脆响，在这寂静的办公区内显得格外突兀。
正埋头于账册的三位老夫子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惊得浑身一颤，齐齐抬起头，三双老花眼里充满了惊愕和茫然，傻傻地看着这位新来的、行为古怪的年轻管事。钱老夫子甚至下意识地扶了扶差点掉下的旧冠。
高鉴却没空理会他们的目光。他脸上火辣辣的，不是因为巴掌，而是因为羞愧。自己刚才差点就制定出了一套看似周全、实则完全脱离实际、根本无法落地的“空中楼阁”式法令！
问题的根源在于，自己下意识地还是带着国子监那种“人人皆需识礼知文”的思维惯性，试图用一个相对文明社会的方法，去约束一个几乎建立在文盲和武力基础上的草莽集团。
这就好比试图用精美的瓷器去盛放滚烫的岩浆——不仅无用，还会被反噬。
必须让想法接地气！必须找到一种这些头领们能够理解、操作起来不费劲、同时又具备一定约束力和追溯力的方法！
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目光在粗糙的纸面上来回扫视，大脑飞速运转。
印章！
这两个字如同闪电般劈入他的脑海！
对啊！那些头领不识字，不会写复杂手令，但他们总认得、也总想要代表权力和身份的印记！军中历来也有印信传统，只是到了他们这底层义军这里，变得极其粗糙甚至被忽略了。
一个简单、粗暴却可能极其有效的方案迅速在他脑中成型。
他立刻抓起笔，将刚才那条冗长且不切实际的“注释”全部划掉，墨团污浊了纸面，他却毫不在意。他在旁边空白处，重新写下全新的、更简洁直接的条款：
“注：为便利各部支取，特制发‘支取印’于各头领。此后支取物资，无需书写手令，只需由支取人出示该部‘支取印’，库房查验印鉴无误（需事先在库房留存印模备案），并根据其口头申报之物品种类、数量，开具‘出库单’，由支取人加盖该部‘支取印’确认，库房据辞记出账。”
写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思考如何防止滥用。光靠印章，万一被人偷了抢了，或者头领自己胡乱支取怎么办？需要后续监督。
他继续写道：“每日库房将出具加盖各部印鉴之‘出库单’汇总统记，呈报东海公阅览。各部支取情况，东海公可一目了然。”
但这还不够，万一有攘用印章，或者头领事后不认账怎么办？他需要一道保险。
“另：库房每日会派遣专人（由守卫陪同），持当日出库单存根，前往各部核对用印情况及物资实际消耗，进行事后印证。此乃常例，各部须予以配合。”
最后，他还需要考虑紧急情况。军情如火，不可能事事都按部就班。
“特别条款：遇紧急军情（需东海公或前线最高指挥官下令确认之状态），可凭各部头领口头命令或信物，先行支取急需物资，但需库房人员简要记录事由、物品、数量及经手人。待紧急状态解除后十二时辰内，必须按正常程序补办加盖‘支取印’之出库单，并完成事后印证。逾期未补或印证不符者，视为违规，报请东海公重处。”
写完这些，高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套办法，虽然依旧不算完美，但远比之前那个依赖“画押”和“代书”的方案要可行得多！
核心在于：
1. 化繁为简： 用简单的印章代替复杂的手令书写，降低了使用门槛。
2. 责任绑定： 印章代表各部头领，盖了印就得认账。每日汇总呈报高士达，将各部消耗公开化，无形中施加了压力。
3. 事后监督： 派人核对印证，既是复查防止舞弊，也是一种宣示主权、加强控制的手段。
4. 保留弹性： 设置了紧急情况的特殊通道，但规定了严格的补办和审查程序，防止被滥用。
这样一来，法令就不再是悬在半空的楼阁，而是有了落到实地上的支点。它承认了现实中文盲普遍的困境，却没有放弃建立秩序的努力；它给予了方便，却也套上了监督的笼头。
高鉴看着修改后的法令，眼神重新变得坚定。他知道，推行起来依然会遇到阻力，尤其是那个“事后印证”的环节，无异于从那些头领的碗里抢肉吃，必然会引发不满。
但这已经是目前他能想到的、最可能行得通的办法了。
他拿起那张涂改得有些凌乱的纸，吹了吹未干的墨迹，准备等下问问王大牛，物色一位技艺精湛的刻工，要开始着手准备雕刻那些至关重要的“支取印”。
斗争，才刚刚开始。而这一次，他有了更接地气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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