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万骁坐在局长办公室，却并未感到多少新官上任的意气风发，反而被一个更为庞大和顽固的难题所困扰，数据壁垒。
上任伊始，他便试图推动一项基础性工作：牵头梳理与部内核心职能相关的各类数据资源，旨在绘制一幅清晰的“部内数据资产地图”，为未来政策研究的精准化和科学化打下基础。然而，这项工作刚刚启动，便撞上了一堵堵无形的、却坚不可摧的高墙。
他首先让秘书向部内各业务司局发出了协调函，请求提供其掌握的核心业务数据目录、统计口径及共享权限明。回复倒是很快，但内容却大同异，充满了官方式的推诿与“技术性”的拒绝。
经济运行司回复：“我司掌握的行业运行数据涉及企业商业秘密和国家安全，需严格按保密规定管理，暂无法提供详细目录。”
社会发展司表示：“社会调查微观数据受《统计法》保护，且涉及个人隐私，共享需履行复杂审批程序，短期内难以完成。
一份份措辞严谨、援引各种法规条款的回复摆在他的案头，像一道道冰冷的铁幕。林万骁召集内部开会研讨，几位处长面露难色。
一位处长扶了扶眼镜，语重心长：“林局，这事儿不好办啊。各部委、甚至部内各司局，都把数据看成自己的‘命根子’、‘自留地’。这里面涉及权力、资源，甚至寻租空间。你想把大家的家底都摸清楚，还要共享，等于是虎口夺食，阻力能不大吗？”
另一位副处长补充道：“而且各家数据标准不一、统计口径不同，就算勉强要过来，也是一堆乱麻，整合成本极高。再加上数据安全、隐私保护这些硬约束，简直就是雷区。”
林万骁沉默地听着。他何尝不知道这些？在推动舆情系统升级时，他已初步领教过公安、工信等部委的“地盘意识”。如今在自己部内，这堵墙同样坚固。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深刻的体制痼疾——条块分割、部门利益至上。每个部门都希望获取别饶数据来丰富自己的决策，却不愿开放自己的数据，生怕失去话语权和竞争优势。
“如果我们自己的政策研究，都只能基于有限的、片面的数据，如何能保证政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林万骁敲了敲桌面，语气沉凝，“比如我们要研究一项新的产业政策，如果不了解真实的行业运行数据、企业创新能力数据、国际市场变化数据，仅凭一些宏观报告和调研片段，制定出的政策岂不是空中楼阁？甚至可能被某些利益集团提供的片面数据所误导。”
他想起沈星澜之前警示的，资本通过影响学术研究来干扰政策制定。如果官方自身的数据都无法打通和有效利用，那么就更容易被外部精心包装的“数据”和“观点”所影响。
“困难很大，但这件事必须做。”林万骁下了决心，“我们不能因为难就绕道走。数据壁垒不打破，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
他转变了策略，不再追求一步到位的全面共享。而是选择了一个突破口，围绕部里近期重点关注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一重大课题，尝试建立一个跨司局的“专题数据协作机制”。
他亲自起草了一份报告，直接呈送给部长和张峰副部长。报告中，他没有空谈数据共享的大道理，而是紧密结合“数实融合”这一国家战略，详细阐述帘前政策研究因数据割裂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建立专题数据协作机制对于精准把握融合态势、识别风险、提出有效政策建议的极端重要性。
“这不是为了共享而共享，而是为了服务部党组最重要的决策。”他在报告中强调，“建议以此课题为试点，探索建立一套‘数据需求清单-数据提供责任清单-数据安全使用协议’的工作流程，在确保安全和各方权益的前提下，实现有限目标、特定场景下的数据协同。”
这份报告得到了部长的重视，批示要求“认真研究，稳妥推进”。有了尚方宝剑，林万骁再次召集相关司局负责人开会。
这一次，他不再发协调函，而是拿着部长的批示，与各位司局长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他放低姿态，不是以命令的口吻，而是以寻求合作、共同攻克政策难题的姿态，与他们探讨如何在“数实融合”这个共同目标下，贡献各自的数据力量。
“王司长，我们不需要您的原始微观数据，只需要一些脱敏后的行业聚合指标，比如分区域的数字化投入强度、不同规模企业的云服务使用率，这对我们判断融合深度至关重要。”
“李司长，关于隐私问题，我们可以签订严格的保密协议，数据仅在指定环境、由指定人员用于本课题研究，绝不外泄。”
他甚至承诺，他将负责牵头制定统一的数据清洗和标准转换方案，减轻各司局的技术负担，并且研究成果将与数据提供方共享。
这种务实、聚焦、且充分考虑到各方关切的态度，终于撬开了一丝缝隙。几个核心司局的态度有所松动，同意在严格限定条件下，提供部分非核心的聚合数据。
与此同时，林万骁也指示局里的年轻骨干，开始研究利用联邦学习、隐私计算等前沿技术，探索在数据“不出域”、不泄露原始信息的前提下，实现多方数据价值融合的技术路径。他知道，长远来看，技术手段是破解数据隐私和安全担忧、打破壁垒的关键工具之一。
第一步虽然迈得艰难而微，但终究是迈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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