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下乡暴露出的问题，让江辰更加坚定了之前的判断：乡村振兴绝不能仅仅依赖外部输血，尤其是要规范和控制好外部资本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要激发内生动力，盘活农村自身的资源要素，让农民和村集体成为发展的主体和受益主体。他的目光，投向了农村改革中最核心、最敏感，也最具潜力的领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即通常所的“三块地”改革（农村耕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这项改革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利益关系复杂，被视为改革中的“深水区”和“硬骨头”。但江辰认为，这正是破解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不足的关键钥匙。他决定，在清河市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班子能力强、群众基础好的乡镇，开展“三块地”改革的综合试点，谨慎探索，积累经验。
在市深改委会议上，江辰阐述了他的想法：“柳川重建和资本下乡的实践告诉我们，乡村振兴必须处理好‘人、地、钱’的关系。其中，‘地’是核心要素。‘三块地’改革，就是要通过盘活沉睡的土地资产，为乡村振兴注入最原始、最持续的内生动力。这步棋走活了，就能带动人才回流、资金涌入。但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稳字当头，试点先校”
经过反复比选和论证，清河市最终确定了三个不同类型的试点乡镇：一个是城郊融合类的红星乡，一个是农业发展类的平岭镇，还有一个是生态保护类的云湖乡。试点方案上报省委深改办和省自然资源厅备案后，悄然启动。
每个试点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城郊的红星乡，重点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剩乡里有一块闲置多年的旧砖厂用地，属于集体建设用地。过去，这块地无法直接进入市场，只能由政府征收后再出让。现在，试点允许这块地由村集体作为主体，直接入市交易，与一家从事智能制造的企业成功签约，建设标准化厂房。土地出让收益在缴纳相关税费后，大部分留归村集体所樱村集体一夜之间获得了一大笔可支配收入，村民们通过股东大会，热烈讨论这笔钱是用于分红，还是投资建设标准厂房出租、发展乡村旅游，或是改善福利保障。沉睡的资产变成了活的资本，村集体和农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产性收入，发展的自主性大大增强。
在农业主导的平岭镇，重点探索宅基地有偿退出和土地经营权入股。针对一些在城镇稳定就业、自愿放弃宅基地的农户，试点制定了合理的补偿标准，其退出的宅基地优先复垦为耕地，补充耕地指标，或规划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同时，鼓励农户以土地经营权入股专业合作社或龙头企业，实邪保底收益+按股分红”，让农民成为产业链上的投资者和受益者，而不仅仅是租金收取者或打工者。这既解决了土地细碎化问题，促进了适度规模经营，又建立了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
在生态区的云湖乡，则侧重探索宅基地和耕地的多功能性利用。在严格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允许利用闲置农房发展民宿、文创等乡村旅游项目；鼓励通过土地流转，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将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同时，探索建立基于土地生态价值的横向补偿机制。
改革的过程绝非一帆风顺，充满了争议和不确定性。最大的争议来自于法律和政策边界。虽然国家鼓励试点，但具体操作细则不明，很多做法没有先例可循。“这样干会不会违反土地管理法？”“集体土地入市，会不会冲击国有土地市场？”“宅基地有偿退出，会不会导致农民失房失地？”各种质疑和担忧始终存在。
利益平衡更是难题。宅基地退出补偿标准怎么定？集体土地入市收益如何分配？村集体、农户、企业之间的利益如何协调？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引发矛盾。在红星乡，就曾因收益分配方案讨论激烈，几度陷入僵局。在平岭镇，也有农户对入股企业的经营风险表示担忧，宁愿拿固定的租金。
面对这些难题，江辰的要求是：“尊重农民意愿，守住改革底线，鼓励基层创新。”试点乡镇在市委工作组的指导下，摸索出了“村民议事会”、“股权量化”、“风险保障金”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办法，艰难地推进着改革。
江辰密切关注着试点的每一步进展，定期听取汇报，但他不轻易下指令，而是鼓励基层大胆探索，同时要求加强风险监测和评估。他提醒试点干部：“改革不是请客吃饭，必然触及利益、伴随阵痛。 我们的任务，就是把阵痛降到最低，让红利最大化释放。要确保每一项改革举措，都能让农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都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试点工作如同在无人区里心翼翼地摸索前行，每一步都挑战着传统的观念和体制。成效是初步的，但意义深远。它开始改变着农村资源的配置方式，改变着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改变着村集体的功能定位，更改变着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内生动力，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被一点点激活、汇聚。虽然前路依然漫长，但一场旨在重塑乡村经济基础和治理结构的深刻变革，已经播下了种子，静待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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