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裂痕与“借势”
太后对刘美与雷允恭可能存在的微妙态度差异，如同一丝极其纤细的光线，穿透了笼罩在赵祯心头的厚重阴霾。这或许不是明确的立场，甚至可能只是他过度解读下的错觉，但在这近乎绝望的困局中，任何一点可能的变量都值得抓住。
他不能直接去问太后，更不能表露出对雷允恭的特别关注。他需要一种更隐晦的方式，来确认这种“裂痕”是否存在，并尝试“借”太后之势，来对付雷允恭这条隐藏更深、也可能更危险的“毒蛇”。
他的“药膳”渠道，再次成为了最理想的工具。
在接下来的几里，赵祯呈送给慈元殿的膳食和便签，内容开始发生极其细微的变化。他依旧关心太后的健康，但偶尔会在便签中，夹杂一些看似无心的“见闻”。
例如，在呈送一道安神汤时，他写道：“母后，儿臣近日读史，见前朝宦官擅权，勾结外臣，侵吞国帑，乃至祸乱宫闱，终致社稷倾颓，每每思之，深感警醒。幸得母后圣明，垂帘以来，宫禁肃然，此乃儿臣与万民之福。”
他没有提及任何人，只是抒发读史感慨，赞扬太后治宫有方。
又过了两日，他借着呈送新研制的“茯苓糕”之机，在便签中提及：“听闻内侍省近日操办宫苑修缮，颇费周章，雷公公奔走辛苦。然儿臣以为，宫中用度，关乎家体面，亦需谨慎，当以俭德为本，方是长治久安之道。”
他提到了雷允恭，但语气是中性的，甚至带有一丝体恤其“辛苦”，重点落在“俭德”的规劝上，完全符合一个受儒家教育的皇帝应有的态度。
他在心翼翼地试探，观察太后对这些涉及宦官、涉及雷允恭、涉及宫中用度话题的反应。
太后的回复依旧简短，但其中一次，在赵祯提到“宦官擅权”之弊后，太后让女官带回的话里，多了一句：“皇帝能以史为鉴，心系社稷，甚好。内廷外朝，俱是朝廷股肱，然则……亲近与否，忠奸之辨，尤需皇帝自家明察，莫要被表象所迷。”
“俱是朝廷股肱”，看似一视同仁，但那句“亲近与否，忠奸之辨，尤需皇帝自家明察，莫要被表象所迷”，却透着一股意味深长。她似乎在提醒赵祯，不要因为某些人表面上的恭敬和亲近就放松警惕，要有自己的判断。这隐隐是在将内廷宦官（很可能特指雷允恭）与外朝臣子（可能包括刘美）放在了一起，暗示都需要“明察”，并未偏袒任何一方。
而对他提及雷允恭“辛苦”并强调“俭德”的便签，太后则没有直接回应，只是照常收下糕点，未置一词。这种沉默，本身也是一种态度——她没有为雷允恭话，也没有反驳赵祯“俭德”的观点。
几次试探下来，赵祯心中渐渐有了一个模糊的轮廓：太后对雷允恭，似乎并无特别的维护之意，甚至可能对其有所保留。这与她对刘美那种带着亲情色彩的宽容，是有所不同的。
这个判断，给了赵祯一丝行动的勇气。
他决定，对雷允恭的调查，可以再往前推进一步。他再次叮嘱双喜，将观察的重点，更加集中到雷允恭及其亲信手下与宫外那些特定商号（尤其是“永昌质库”关联商号）的往来上，寻找更具体的证据。同时，他也让双喜开始留意，雷允恭在宫中的对头或者与之关系不睦的其他宦官。敌饶敌人，或许就是潜在的盟友，或者至少是可以利用的信息来源。
然而，调查权宦，如同火中取栗。双喜的行动变得更加艰难和危险。他几次试图接近与雷允恭相关的人员或场所，都感觉似乎有无形的眼睛在盯着，不得不迅速放弃。
就在赵祯为调查难以突破而焦灼时，陈忠和带来了一个从京西经由柳永那条特殊渠道辗转传回的消息。消息并非来自桂子，而是包拯通过一个伪装成货郎的“江湖风媒”送出的。
信中的内容让赵祯精神一振！包拯表示，在那些民间义士（尤其是几位精通算学的账房和善于追踪的江湖人）的帮助下，账目梳理和线索追踪取得了重大进展！他们已经初步厘清了一条数额巨大的贪腐款项流向，这条资金链通过多家空壳商号周转，最终的确流向了京城的“永昌质库”，并且，有迹象表明，质库背后有官宦势力的背景！包拯已经掌握了部分关键的书证和几个愿意暗中作证的中间人，他准备选择一个时机，对“永昌质库”及其关联势力，发起决定性的冲击！
然而，信的最后，包拯用极其凝重的笔触写道：“……然则，对方似已有所警觉，近日京西气氛诡谲，恐有反扑。臣已做最坏打算。陛下所遣内侍桂，聪慧勤勉，已掌握核心账目关窍，为防不测，臣已令其将关键证据副本及明，另觅极其隐秘之处收藏。若臣……若事有不成，陛下可凭此，另图他策。”
这封信，既是捷报，也像是一份决别的预告！包拯已经做好了玉石俱焚的准备！而桂子，这个赵祯亲手派出的“星火”，此刻也身处风暴的最中心！赵祯刚刚因为找到太后态度裂痕而稍感轻松的心情，瞬间又被这京西传来的决死信息揪紧！他必须做点什么，必须在京城这边，为包拯和桂子，牵制住雷允恭这条可能发出致命一击的“毒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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