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规划局审批窗口前，李建国第三次递上相同的材料。办事员扫了一眼，头也不抬：“缺个街道意见证明。”
“同志，上周来您要居委会证明，上上次要消防预审意见，我都补全了。这次街道证明……具体需要哪个科室出具？有没有格式要求？”李建国强压着火气，他的型文创工坊改造项目卡在规划许可上快两个月了。
办事员终于抬眼，语气透着不耐：“流程就是这么规定的，你自己去街道问。下一位！”
这一幕被许半夏安排的“体验官”用隐藏摄像机完整记录。类似的场景，在营商环境专班的投诉平台上比比皆是。“兜圈子”、“踢皮球”、“开口子”——这些不成文的规矩，构成了坚实的“隐性壁垒”。
沈墨将规划局的案例摆在专班会议上。规划局局长振振有词：“沈主任，不是我们故意刁难。老旧厂房改造涉及结构安全、消防安全、邻里关系，多要几个证明是为了把风险控制在前端，这是对群众负责！”
“负责？”沈墨调出另一份数据，“去年全市类似型改造项目，平均审批时间86，而邻市只要28。多出来的这两个月，多少创业者耗光了资金和耐心？这就是我们‘负责’的结果吗？”
他直接点破：“有些所谓的‘必要环节’，究竟是法律法规的要求，还是我们部门为了规避自身风险、甚至是为了一些不便明的利益而设置的‘附加题’？”
会议室鸦雀无声。规划局局长脸色铁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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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云帆的办公室成了某些局长的“诉苦驿站”。
“姜市长，沈墨这是要拆庙啊！把审批环节简化了，权力寻租的空间是了，可我们部门的权威性在哪？以后还怎么管理？”
“就是，他那套‘并联审批’‘限时办结’，听起来好听，实际操作起来根本不可能！万一出了事，谁负责？”
姜云帆慢悠悠地品着茶，听着抱怨，等他们够了，才放下茶杯，语重心长：“同志们的难处，我理解。改革嘛，总会触动一些东西。但市委有要求，我们也要配合。不过……”他话锋一转，“具体怎么改，还是要尊重专业部门的意见，不能搞‘一刀钳。有些必要的监管环节，该坚持的还是要坚持，这才是真正的对人民负责。出了事，谁都担待不起。”
这番话，表面是劝和，实则是在给这些部门打气，暗示他们可以“据理力争”，用“专业”和“风险”作为挡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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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力很快从言语落实到行动。
沈墨力推的“多规合一”并联审批平台，在试运行阶段就频频“掉链子”。规划局上传图纸格式要求突然变更，住建局的数据接口迟迟无法联通，消防支队的审核意见在系统里“神秘失踪”……技术问题背后，是人为的消极应对。
更棘手的是，一份关于某部门在审批中违规收取“加急费”、“咨询费”的匿名举报材料，被悄悄塞进了沈墨办公室。材料翔实，指向明确。但沈墨很清楚，此刻若直接查处，必然引发该部门的激烈反弹，甚至可能导致整个营商环境改革中途夭折。
“他们在试探你的底线，也想把你拖入无休止的内斗。”顾晓梦在电话里分析，“你现在的主要矛盾是推动整体改革，不是查处个别人。时机不对。”
沈墨认同这个判断。他将举报材料锁进保险柜，按兵不动。但他也意识到，这些“隐性壁垒”之所以顽固，正是因为其背后牵扯着复杂的利益链条和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不触碰这些，改革就只能是隔靴搔痒。
他调整了策略，不再试图一次性推翻所有壁垒，而是选择“爆破点”。他亲自带队，进驻规划局，以李建国的文创工坊项目为案例，召集所有相关科室负责人，现场模拟审批全流程。
“现在就办！我们看着，每个环节需要什么，谁负责，多长时间，当场定清楚！”沈墨的态度不容置疑。
在众目睽睽之下，那些含糊的“研究研究”、“补充材料”无处遁形。规划局内部长期存在的推诿扯皮、前置条件互为前置的荒诞循环被暴露在阳光下。最终，这个拖了两个月的事情，在两个时内理清了所有环节，承诺十五个工作日内办结。
李建国拿到盖着鲜红公章的《办理回执》时，手都在颤抖。这个案例被专班制作成示范样本，在全市范围内宣传。
然而，沈墨知道，攻下一个“堡垒”，并不意味着赢得整个“战争”。那些被打扰了“好梦”的利益相关方，绝不会就此罢休。他们只是在等待，等待下一个更隐蔽的角落，或者，等待沈墨自己出现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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