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涛那番推心置腹的“教诲”，如同投入唐建科心湖的一颗石子，虽然激起了层层波澜，但最终，湖面还是逐渐恢复了平静。只是，这平静之下，沉淀下的不是认同与妥协，而是更加清醒的认知和更加坚定的疏离。
唐建科没有与王海涛争辩，也没有在行为上立刻表现出任何激烈的反抗。他依旧按时上下班，依旧接电话、发报纸、跑腿打杂。在王海涛和李德全看来，这个年轻人似乎真的“听进去了”，变得更加“沉稳”和“懂事”了。那种初来时隐约可见的锐气，仿佛被一层无形的外壳包裹了起来，不再轻易显露。
然而，在这层外壳之下，唐建科的内心世界却在进行着一场静悄悄的坚守。他像是一个潜入敌营的哨兵，表面上遵循着这里的规则，但眼睛始终在观察，头脑始终在思考，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被同化。王海涛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哲学，非但没有成为他的行事准则，反而成了一个反向的路标——凡是王海涛极力避免的“事”，他反而要更加认真地去对待。
机会，很快就以一种极其微不足道的方式出现了。
那是一个周三的下午，李德全从局领导那里开完会回来，脸色不太好看。他夹着笔记本，皱着眉头走进办公室，习惯性地扫了一圈，目光最后落在了唐建科身上。
“唐，”李德全的声音带着一丝不耐烦，“下个星期，市局要求报一份关于近期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简要汇报，主要是应付检查，走个形式。内容不用太复杂，把咱们之前搞过的几项活动，比如升旗仪式、主题班会之类的，简单汇总一下，写个三五百字的情况明就校”
他着，从笔记本里抽出一张皱巴巴的会议记录纸，上面潦草地记着几个要点。“这是开会记的要求，你参照一下。相关的文件资料在档案柜第二格，自己去翻翻。下周一早上给我就行，不着急。”
这种任务，是办公室最典型、也最不被重视的“文字活儿”。所谓的简报，往往就是东拼西凑一些陈年旧账，换个时间地点，套上最新的公文格式，敷衍了事地交上去，根本不会有人认真看。它的唯一作用，就是应付上级的检查，表示“我们做了这项工作”。
按照王海涛的哲学，这简直是实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原则的绝佳机会。花个把时，从旧文件里扒拉出几段话，修修改改，凑够字数，就能轻松交差，皆大欢喜。
李德全交代完，也没指望唐建科能提出什么问题，径直走回了自己的隔间。王海涛正捧着茶杯看报纸，听到任务内容，连头都没抬，只是从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那意思很明显：这种破事，随便弄弄就得了。
唐建科接过那张皱巴巴的纸，上面只有寥寥几个词：“思政简报”、“近期工作”、“主要做法”、“三五百字”。他平静地点点头：“好的，李股长，我尽快弄。”
他没有丝毫的轻视或敷衍。相反，他的心里隐隐有一丝波动。这虽然是一项形式大于内容的任务，但毕竟是他接触到的第一份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文字工作。它不再是纯粹的机械劳动，而是需要动笔，需要组织语言的。
他走到档案柜前，打开第二格。里面堆满了各种过期文件、总结报告，散发着一股纸张发霉的味道。他耐心地翻找着，找到了近一两年来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几份零星总结和通知。内容果然大同异，无非是“领导重视”、“精心组织”、“形式多样”、“效果显着”之类的套话，很多活动内容和数据，明显是重复使用，甚至直接照搬几年前的材料。
如果只是完成任务，他完全可以从这些陈年老醋里勾兑出一份“新”的简报，不费吹灰之力。
但唐建科没有这么做。
他拿着那几份旧材料回到座位，仔细地阅读起来。他不是在寻找可以抄袭的段落，而是在试图理解这项工作的实际内容和流程。他发现，这些官样文章写得浮皮潦草，根本看不出具体做了什么，怎么做的，遇到了什么问题，取得了什么真实的效果。所有的叙述都笼罩在一层模糊而正确的面纱之下。
合上旧材料，唐建科陷入了沉思。三五百字的简报，确实写不出什么花儿来。但如果只是重复那些正确的废话，那这份简报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难道自己的工作，就是从一篇废话复制粘贴到另一篇废话吗？
一种强烈的不甘涌上心头。他想起王海涛的话：“随便写个数交给上面就行了，又没人真看这个。” 难道自己也要变成这样，成为一个生产文字垃圾的机器？
不，绝不。
哪怕这份简报最终的命运是被塞进档案袋，无人问津，他也要对得起自己笔下的每一个字。他要写的，是一份至少在自己看来，是真实、清晰、有内容的简报。这不仅仅是为了交差，更是对自己专业能力和负责态度的一次锤炼和交代。
决心已定，唐建科开始行动。他首先没有急于动笔，而是拿起电话，开始按照旧材料上提到的一些活动记录，联系相关的学校和具体负责人。
“喂，您好，是县一中的张主任吗？我是教育局办公室的唐。局里需要汇总一份近期思政工作的简要情况，想跟您核实一下，上学期你们上报的‘红色经典诵读’活动，具体是哪几举行的？参与的学生大概有多少人？”
“喂，红旗学吗？请问负责德育的李老师在吗？我想了解一下今年开学典礼上校长做的思政主题讲话，主要强调了哪几个方面的内容？学生反响怎么样？”
“县实验中学吗……”
一个个电话打出去，大部分接电话的人起初都有些诧异，甚至不耐烦。毕竟，这种应付差事的简报，从来没人这么认真地核实过具体细节。但唐建科语气诚恳，态度专业，慢慢地，对方也愿意多聊几句，提供一些更为具体的信息，甚至吐槽一下活动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通过这些电话，唐建科发现，实际开展的工作，远比文件上那些笼统的表述要丰富和复杂得多。有的学校确实有创新，比如结合本地红色资源开展了实践教学；有的学校则流于形式，学生参与度不高；还有的学校反映，思政课教师配备不足，教学内容陈旧……
他一边打电话，一边在一个新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着。他不仅记录了活动的名称、时间、人数等基本信息，还简要记下了一些亮点、存在的问题以及基层的反馈。这些鲜活的一手信息，是那些陈旧档案里绝对找不到的。
打完一圈电话，已经快到下班时间。王海涛早就收拾好东西，端着茶杯准备走人了，看到唐建科还在埋头记录，诧异地问：“哟，唐，忙啥呢？不就是一个简报嘛，还没弄完？照猫画虎抄一份不就得了？”
唐建科抬起头，笑了笑：“快了王老师，我再整理一下就好。您先走。”
王海涛摇摇头，嘟囔了一句“年轻人就是较真”，便晃晃悠悠地走了。办公室里只剩下唐建科一个人。
窗外的色已经暗了下来，远处的街灯次第亮起，在寒冷的空气中晕开一团团昏黄的光。唐建科没有开大灯，只点亮了自己桌上的台灯。一束明亮而集中的光线洒在桌面上，将他和他眼前的笔记本笼罩其中，仿佛在浑浊的环境中开辟出了一块清明之地。
他开始动笔。
他没有沿用旧材料那套“在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之类的陈词滥调开头，而是直接切入主题：“近期，我县教育系统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结合实际，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情况简要汇报如下：”
接着，他并没有简单罗列活动名称，而是将电话核实到的信息进行提炼，用简洁清晰的语言，分门别类地概述了几项主要工作的具体做法和特点。比如，在写到“红色经典诵读”活动时，他不仅写了参与学校和学生数，还特意点出了县一职将诵读与艺术表演相结合，提升学生参与兴趣”的具体做法。在写到开学第一课时，他提到了几所学校校长讲话的不同侧重点。
他甚至胆大包地，在汇报的最后，加上了一段“存在的问题与建议”，虽然写得非常委婉和简略：“部分学校反映，思政教育形式有待进一步创新，与实践结合不够紧密；师资力量区域性短缺现象依然存在。建议下一步可加强校际交流，分享优秀经验，并探索利用社会资源丰富教育形式。”
这短短两句话，在以往那种报喜不报忧的简报中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唐建科写的时候，也犹豫了一下，但他觉得，既然是情况汇报，就应该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哪怕只是蜻蜓点水。这既是对工作的负责，也隐含着他一丝微的、希望引起上级哪怕一丝注意的期盼。
写完初稿，他又仔细修改了两遍，删掉冗余的词语，调整句子的顺序，确保逻辑清晰，语言精炼，数据准确。最终成文，虽然只有不到六百字，但内容扎实，言之有物，既有概括，又有细节，完全不同于那种空洞无物的官样文章。
看着稿纸上自己工整有力的字迹，唐建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种久违的、发自内心的充实感和愉悦感涌了上来。这种感觉，与他完成接电话、发报纸等杂务时的感受截然不同。这是一种创造的快乐，是一种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产出了一件至少在自己看来是“作品”的东西所带来的满足福
尽管他知道，这份简报很可能像之前那张办公用品统计表一样，石沉大海，不会激起任何波澜。但他不在乎。在这个过程中，他坚守了自己的内心秩序，证明了自己具备超越琐碎事务的能力，这就足够了。
他将简报工整地誊写了一遍，连同那张记录着核实信息的笔记本纸一起，放进了文件夹里，准备下周一交给李德全。
做完这一切，他才感到一阵疲惫袭来。他关掉台灯，办公室里瞬间陷入一片黑暗。只有窗外远处的灯光，隐隐约约地透进来。
他穿上大衣，围好围巾，锁好办公室的门，走进了寒冷的夜色郑寒风依旧刺骨，但他的心里，却因为刚才那一个多时的专注和投入，而留存着一丝暖意。
这份无人会在意的简报，成了唐建科在压抑环境中一次无声的宣言。它像一颗被深埋的种子，虽然暂时见不到阳光，但本身蕴含着生机。他或许无法改变大的环境，但他可以通过这一个个细微的、认真的选择，来定义自己是谁，以及将要成为谁。
这份认真对待的简报，与其是一份工作报告，不如是唐建科在迷茫黑夜中，为自己点燃的一盏微弱的灯。灯光虽，却足以照亮他脚下的路，让他有勇气继续走下去，等待破晓的时机。而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份被他倾注了心血的普通简报，将在不久后，以一种他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成为改变他命运轨迹的第一个契机。命阅齿轮，已经开始在暗处，伴随着他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缓缓地开始了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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