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的县委办公楼，寂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唐建科站在走廊尽头的窗边，冰冷的玻璃映出他略显苍白的脸，但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如同暗夜里灼灼的星辰。
周斌电话里传来的信息，像一块巨大的石头投入他原本焦灼的心湖，激起的却不是涟漪，而是汹涌的浪潮。线索找到了，而且是指向一个可能藏有关键证据的“老地方”——城北废弃农机站的仓库。这进展快得甚至让他有一丝不真实福
然而，惊喜过后，是更加沉重的压力。周斌最后那个问题，如同重锤敲在他的心上：“是就此打住，把线索交给警方？还是我们再想办法往前探一步？”
交给警方，是最正规、最稳妥的途径。但这样一来，事情就彻底公开化了。赵建国秘书长的家人卷入经济纠纷，甚至可能是诈骗案的消息，很可能就会随着警方的调查程序不胫而走。在这个县城，这无异于一场官场地震，会对赵建国的声誉造成多大的影响？那些平日里就心存芥蒂的同僚或对手，会如何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唐建科不敢深想。
可是，如果不交给警方，凭他们几个人，又能“探”到什么地步？私自调查、甚至接触可能的犯罪窝点，这其中的风险和法律的边界又在哪里？万一打草惊蛇，让郝仁那伙人彻底闻风而逃，或者过程中出了什么意外，这个责任，别他唐建科，就是周斌乃至他背后的关系，恐怕都担待不起。
进退维谷。
唐建科深吸了一口冰凉的空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冲动是魔鬼，尤其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不能慌，不能乱。赵秘书长将这件事托付给他，是对他能力和性情的绝对信任，他必须拿出一个万全之策，至少，是一个风险可控、利益最大化的方案。
他转身回到办公室，关上门，将外界的寂静与内心的波澜一起锁在这方寸之地。他没有立刻给赵建国打电话，而是重新坐回办公桌前，摊开笔记本，拿起笔。
他需要思考，需要将眼前这团乱麻，理出一个清晰的头绪。工作的习惯告诉他，越是复杂棘手的问题，越要回归本质，用理性和逻辑去破解。
笔尖在纸上划过，发出沙沙的轻响，这是他思维流淌的声音。
第一步，定性。 这件事的核心是什么？是简单的合同纠纷，还是涉嫌刑事犯罪？
他回想从赵建国那里听到的细节：郝仁等人虚构“高科技农业项目”，以次充好，用廉价的普通物资冒充高端设备，骗取高额投资款，得手后迅速失联，注销公司。这完全符合《刑法》中关于“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
不是纠纷，是诈骗！是犯罪行为！
想到这里，唐建科的精神一振。定性为刑事案件，意义就完全不同了。这意味着，受害方不仅是赵建国家人，更是国家法律所要保护的对象。打击犯罪，是正义之举，这首先在道义上就占据了制高点。他们接下来的任何行动，只要是为了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就具备了充分的正当性。
第二步，目标。 他们现阶段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
最理想的目标，当然是人赃并获，将郝仁、王强一伙一网打尽，追回全部被骗款项。但这显然难度极大，对方是流窜作案的惯犯，警惕性极高，随时可能跑路。
那么，退而求其次的现实目标是什么？唐建科笔尖顿住，沉思片刻，写下：
固定证据： 想方设法，确认仓库位置，并设法获取仓库内可能存在的关键证据（如假冒产品、账本、通讯录等）。这是后续一切行动的基础，也是迫使对方就范的王牌。
施加压力： 在掌握一定证据的基础上，对郝仁等人形成强大的心理威慑，迫使其不敢轻易跑路，甚至主动联系寻求“解决”。
追回损失： 最终目的，是尽可能为秘书长家人挽回经济损失。只要钱能追回来，事情的性质就从不光彩的“被骗”，转变为“成功维权”，对赵建国声誉的负面影响就能降到最低。
目标明确了，行动就有了方向。一切都要围绕“证据”和“追赃”这两个核心展开。
第三步，路径。 如何实现上述目标？有哪些可能的路径，各自的利弊如何？
唐建科在纸上画出了两条清晰的路径图：
路径A：正式报案，借助公权力。
操作： 立即将所有线索（包括司机提供的信息）整理成书面材料，由赵建国家人作为受害人，正式向北河市公安局报案。
优势： 程序正当，合法合规。一旦立案，警方可动用侦查手段（如调取监控、技术侦查、布控、搜查等），力度大，效率可能更高。成功破案后，追赃也名正言顺。
风险\/弊端：
信息公开风险： 报案记录需要录入系统，立案后会有相应的法律文书。很难保证消息绝对不泄露。赵建国作为县委领导，其家人卷入诈骗案，极易成为舆论焦点，被别有用心者利用。
效率不确定风险： 警方办案有流程，对于这类诈骗案，除非金额特别巨大或影响特别恶劣，否则排期、侦查都需要时间。一旦对方在这段时间内跑掉，就可能人财两空。
证据灭失风险： 如果仓库证据是关键，大规模警力出动搜查，容易打草惊蛇。若对方有眼线或足够警惕，可能在警方行动前就转移或销毁证据。
路径b：依托现有线索，有限度私下接触，以追赃为首要目的。
操作： 在不惊动对方的前提下，先由周斌的人确认仓库位置和内部情况。若能获取关键证据，则由唐建科或委托可靠之人，直接与郝仁等人进行接触，以“掌握犯罪证据，但愿意给机会私了”为筹码，施加巨大压力，迫使对方退还赃款。达成和解后，再视情况决定是否追究其刑事责任。
优势：
隐蔽性强： 整个过程可控制在极范围内，最大限度保护赵建国的声誉和家庭隐私。
目标明确，效率可能更高： 直指“追回损失”这个核心目标，避免繁琐的司法程序。对于骗子而言，破财免灾是常见选择，只要压力给足，成功追赃的可能性不。
掌握主动权： 由他们主导进程，节奏可控，可以根据对方反应灵活调整策略。
风险\/弊端：
法律风险： 私自调查、接触犯罪嫌疑人，甚至“私了”，本身游走在法律边缘。如果处理不当，可能涉嫌敲诈勒索或妨害司法。
人身安全风险： 郝仁、王强是诈骗犯，可能狗急跳墙。私下接触存在不可预测的人身危险。
失败风险： 若对方不吃这一套，或者虚与委蛇，趁机跑路，则会错失最佳报案时机，导致人财两空。
证据有效性风险： 私下获取的证据，在后续可能的司法程序中，其证明力可能受到挑战。
两条路径，利弊泾渭分明。路径A堂堂正正，但后患可能不；路径b剑走偏锋，见效可能快，但风险极高。
唐建科的眉头紧锁，笔尖在两条路径之间反复划动。有没有一条中间道路？能否将两条路径的优势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
他闭上眼睛，将整个事件的过程、各方的心理、法律的条款在脑中飞速地模拟、推演。
突然，一个想法如同电光石火般闪过他的脑海！
为什么一定要非此即彼？为什么不能分步骤、有策略地结合？
他猛地睁开眼睛，目光锐利，立刻在纸上写下了新的思路：
融合方案：以证据为导向，以追赃为核心，以法律为后盾的“三步走”策略。
第一步：证据先行，暗中确认。
立即请周斌安排绝对可靠的人，在不暴露自身的前提下，想方设法（如伪装成收废品的、附近工热）确认城北废弃农机站仓库的具体位置，并尽可能观察仓库有无人员活动、内部大致情况。目标： 100%确定证据藏匿地，并评估获取证据的难度和风险。原则： 只观察，不接触，绝对避免打草惊蛇。
第二步：法律研判，预设底线。
他需要立刻梳理出与郝仁等人行为对应的、清晰明确的法律条文。不仅要定性为合同诈骗罪，还要列出具体的法条、立案标准、量刑幅度。同时，要明确“私了”（即达成和解协议并退赃）在法律上的性质和可能产生的影响（如取得受害人谅解书对量刑的减轻作用）。目标： 将法律武器具体化、锋利化，使之成为谈判桌上最具威慑力的筹码。要让对方明白，我们不是胡搅蛮缠，而是有备而来，手握将其送入监狱的确凿法律依据。
第三步：策略接触，雷霆一击。
在掌握仓库线索和法律武器后，由他唐建科亲自出面，或者与周斌一起，设计一个稳妥的接触方案。接触的对象，首选应是郝仁，他是主谋，相对理性。接触的方式，可以是电话，也可以是安排在一个绝对安全的第三方地点。
接触时的策略是关键：单刀直入，表明身份（可以模糊处理，如称受受害方委托），亮明底牌——已掌握其合同诈骗的犯罪证据（可适当透露仓库信息以示并非虚张声势），并出示准备好的法律条文，告知其行为的严重性。然后，给出明确选择：
A选择（生路）： 限期之内，退还全部诈骗款项，并支付一定数额的赔偿（用于弥补调查费用和精神损失）。我方可以出具谅解书，并承诺不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此事到此为止。
b选择（死路）： 如果拒绝或拖延，我方将立即整理所有证据，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向北河市公安机关正式报案，并利用一切合法途径推动立案侦查。届时，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核心要点： 整个接触过程，必须录音录像（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确保自身安全，所有言辞都要严格限定在法律框架内，避免任何可能被曲解为敲诈勒索的表述。核心是“退赃免诉”，而非“勒索钱财”。
这个“融合方案”，既利用了私下调查的隐蔽性和灵活性，确保了证据导向和追赃的核心目标，又将法律作为最终的威慑力量和行动底线，避免了纯粹“私了”的法律风险。它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合规谈疟，是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为受害人争取最大利益的高效途径。
思路厘清，唐建科感觉堵在胸口的巨石仿佛被移开了大半，一种拨云见日般的通透感油然而生。他再次仔细审视这个“三步走”方案，反复推敲每一个环节的可能性和风险，查漏补缺。
良久，他放下笔，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方案已经有了，但最终的决定权，在赵建国手里。他必须立刻向秘书长汇报，将这个分析过程和解决方案和盘托出，由领导来定夺。
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时间，已是凌晨一点。但他知道，赵建国此刻一定也没有入睡。
他拨通了那个熟悉的号码，电话只响了一声就被接起，话筒那边传来赵建国沉稳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急切的声音：“建科，怎么样？”
唐建科坐直身体，用尽量清晰、冷静的语调，将自己如何分析定性、确定目标、比较路径，以及最终形成的“证据导向、追赃核心、法律后盾”的三步走融合方案，条分缕析地做了汇报。他没有隐瞒任何风险，尤其是路径b和融合方案中存在的法律及人身安全风险，但也充分阐述了选择这条路径的理由和其中的操作要点、底线原则。
整个汇报过程，持续了将近二十分钟。电话那头，赵建国一直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一句。
直到唐建科完，电话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这短短的几秒钟，对唐建科而言，却如同一个世纪般漫长。他能听到自己心脏在胸腔里咚咚跳动的声音。
终于，赵建国开口了，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疲惫，但更多的是一种决断后的坚定：
“建科，就按你的方案办。法律条文，你尽快整理出来，要详实，要有服力。那边仓库的确认，我同意你的意见，要快，但要绝对保证安全，宁可慢一点，也绝不能暴露。”
“这件事，你全权处理。需要我怎么配合，你直接。我相信你的判断，也相信你能把握好分寸。”
“是，秘书长！我明白！”唐建科沉声应道，一股暖流夹杂着巨大的责任感涌遍全身。领导的信任，就是对他能力和方案的最大肯定。
挂羚话，唐建科没有丝毫睡意。他知道，真正的博弈，现在才刚刚开始。他摊开法律书籍，打开电脑，开始连夜梳理那份至关重要的“法律武器清单”。
窗外的夜色依旧浓重，但县委大楼这间办公室的灯光，却一直亮到了明。灯光下，是一个年轻干部飞速成长的夜晚，也是一场维护正义与尊严的战役，拉开序幕的时刻。关键已然厘清，利剑即将出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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