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政权以惊饶速度光复江南，其控制疆域急剧膨胀。然而，这种“闪电式”的扩张，也带来了一个极其严重的结构性隐患：军事权力的分散与地方镇将的坐大。由于通讯和交通的限制，监国朱常沅驻跸南京，对于远在浙江、皖南、江西等地的前线大军和驻防军镇，控制力不可避免地减弱。一些统兵大将，在获得广阔的地盘和相对独立的指挥权后，难免滋生骄矜之气，“强枝弱干” 的苗头开始悄然显现。
最为突出的例子，莫过于征战浙江的征东将军焦琏。
焦琏，作为从广西就追随朱常沅的元勋宿将，作战勇猛，战功赫赫，在军中威望卓着。永历八年秋冬，他率部扫荡浙北，连克湖州、嘉兴，兵锋直指杭州，声威大震。捷报传至南京，自然是一派欢腾。然而，随之而来的一些迹象，却让坐镇中枢的朱常沅和李元胤隐隐感到不安。
首先是在人事任命上。按照制度，各地府州县官的任命，需由吏部提名，监国朱批。但在前线，军情紧急，往往需要便宜行事。焦琏在收复湖州、嘉兴后，以“维系地方，安定人心”为由，未经吏部核准，便自行任命了一批原降官或当地士绅暂代知府、知县等职，事后才向南京补报一份名单备案。虽然所任之人大多还算妥当，但这种先斩后奏的行为，无疑是对中央人事权的挑战。
其次是在粮饷筹措上。大军远征，补给线漫长，南京度支司的粮饷时有延误。焦琏部兵力数万，每日消耗巨大。为解决军需，他开始在控制区内自邪劝捐”、“借饷”，对象主要是当地的士绅富户。虽然名义上是“借”，且影待朝廷饷至即还”的承诺，但其中难免带有强制色彩，数额、方式也缺乏统一标准。这固然是战时不得已之举，但也使得地方财政有脱离中央掌控的趋势。
再者是与地方势力的关系。焦琏为稳定后方，迅速打开局面，有意识地结交浙北地区的士绅名流，甚至与一些拥有团练武装的地方豪强过往甚密。这些士绅豪强也乐于依附这位手握重兵、战功卓着的将军，以期获得庇护和政治资本。一时间，焦琏在浙北俨然成了一不二的人物，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南京派来的文官。
这些情况，通过都察院御史的密奏和沐涵执掌的靖安司渠道，陆续汇集到朱常沅的案头。这一日，朱常沅召集李元胤、沐涵、严起恒等心腹密议。
李元胤面色凝重，将一份密报放在桌上：“监国，焦琏在嘉兴，未经兵部及臣之同意，便擅自将归附的数千原清军降卒编入其‘忠勇营’，并委任其心腹为营官。此举，恐有不妥。”
严起恒也担忧道：“监国，浙北士绅近日多有绕过布政使司，直接向焦将军行辕‘献助军饷’者，动辄万两。长此以往，地方财税，恐成将帅私囊。”
沐涵补充了她掌握的情报：“浙北有童谣流传，曰‘嘉兴湖州地，只知焦将军’。虽可能是人构陷，亦不可不防。”
朱常沅沉默地听着，手指轻轻敲击扶手。他理解焦琏在前线的难处，也相信其忠诚。但作为最高统治者，他必须从全局和长远考虑。骄兵悍将，尾大不掉，是历代王朝之大忌。尤其是在立足未稳之时，若形成军阀割据之势，则中兴大业必将毁于内耗。
“元胤，你如何看？”朱常沅问道。
李元胤沉吟道：“焦琏性情耿直，于国有大功，其心应无二志。然，其部下或有人怂恿，且权柄日重，易迷失心性。当下之法，宜加恩抚，暗施制约。”
“详细道来。”
“可如此行事，”李元胤成竹在胸，“一，明升其官，暗分其权。可晋封焦琏为侯爵，嘉其战功。同时，以‘助其经略浙江’为名，派遣一位沉稳持重的文臣（如兵部尚书万元吉）为浙直督饷钦差，前往其军前，名义上协助筹措粮饷，实则暗中协调、监督，并有权直接向监国密奏。二，逐步整编其军。待杭州战事稍缓，即以‘统一营制，方便调拨’为由，将其部分精锐抽调出来，编入直属行在的侍卫亲军或调防他处，同时派遣一些中下层军官进去，掺入沙子。三，加强文官系统。尽快向浙北各府州县派遣得力知府、知县，强化地方行政，削弱军镇对地方事务的干预。”
朱常沅听罢，缓缓点头：“元胤老成谋国，此策甚善。对焦琏，要保全其功名，更要保全其晚节。此事需缓缓图之，不可操切，以免寒了将士之心。”
他顿了一顿，语气转为严肃：“然，此风不可长。传孤密旨给都察院和靖安司，给孤盯紧各地镇守总兵、副将！凡有擅专人事、私敛粮饷、交结过密者，无论功劳大，一经查实，立即密报！孤要让所有人明白，这下，是朱明的下，是亿兆百姓的下，绝非某家某姓的私产！”
这次密议，定下了强化中央集权、制约方镇大将的基调。一场不动声色、却关乎政权根本的政治运作，悄然展开。如何在不挫伤前线将士锐气的前提下，牢牢握住手中的权柄，防止“强枝弱干”的局面形成，成为朱常沅在军事胜利之后，面临的又一重大政治考验。王朝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开疆拓土，更在于其内在的整合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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