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痛不再是短暂的浪潮，它变成了我身体里一条永恒流淌的、灼热的暗河。被草率包扎的断腕，像一个拥有独立生命的、充满恶意的活物，日夜不停地用搏动性的胀痛、灼烧感和深入骨髓的瘙痒提醒着我它的存在。每一次心跳，都仿佛将痛苦泵送到残肢的末端，撞击在那并不存在的“手掌”上，引发一阵虚幻而尖锐的“幻掌痛”。我常常会在半夜惊醒，浑身冷汗，清晰地“感觉”到那些早已不存在的 fingers（手指）在剧烈痉挛、扭曲，那种真实感几乎让我发疯。
然而，生存的本能，或者，是在这炼狱里被磨砺出的、近乎麻木的韧性，逼迫着我必须开始适应这具新的、残缺的身体。
最初的挑战是平衡。失去右手，我身体的重心被彻底打破。原本就因为脚踝旧伤而步履蹒跚，现在更是雪上加霜。每一次试图站立或行走，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向右侧倾倒的错觉。我不得不更加依赖那条相对完好的左腿，以及墙壁、桌角任何可以借力的物体。走路变成了一种心翼翼的、倾斜的挪动，像一艘随时可能倾覆的破船。
进食成了另一场艰难的仪式。看守扔过来的硬馒头，我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用手拿着啃咬。我只能用左手极其笨拙地、像爪子一样去抠，去掰，将食物弄成块，然后几乎是趴在地上，用嘴去叼，像动物一样吞咽。稀粥更难对付，我无法端起那个破碗，只能用左手勉强扶着，将脸埋进去，舔舐着那点寡淡的液体，汤汁常常顺着嘴角流下，混着断腕处渗出的血水，狼狈不堪。
最让我感到屈辱的，是解决生理需求。牢房里没有像样的厕所，只有一个肮脏的便桶。失去了右手的支撑，我甚至无法稳定地蹲下。每一次，都像是一场与重力搏斗的战争。我需要用左手死死抓住墙壁上凸起的砖缝，受赡右腿和残缺的右臂在空中徒劳地维持着可怜的平衡，才能勉强完成。那种随时可能摔倒在自己排泄物中的恐惧，比肉体上的痛苦更甚。
看守们很快就发现了新的取乐方式。他们会故意将食物扔得更远，看着我像狗一样爬过去，用残缺的手臂和左手狼狈地攫取。他们会在我试图用左手完成某些极其简单的动作时，发出刺耳的哄笑，模仿我笨拙的姿态。
“看哪！咱们的‘独臂侠’又在表演了！”
“啧啧，连饭都吃不到嘴里，活着还有什么劲？”
龙哥偶尔巡视，目光落在我空荡荡的右袖管（他们甚至没给我一件合适的衣服，只是将原来的袖子打了个结）和笨拙的动作上，眼神里没有任何波澜，只有一种评估物品损坏程度的冷漠。我的价值，在他们眼中，无疑又一次大打折扣。或许，仅仅是因为“娱乐部”那边暂时不缺“残次品”，或者觉得我还能用左手勉强完成最低限度的诈骗任务，我才得以暂时保住性命，没有立刻被列入“特殊供应”的名单。
阿英是我在这片黑暗中唯一微弱的光。她会在看守不注意时，悄悄帮我把馒头掰成块；会在我因无法保持平衡而险些摔倒时，用她瘦弱的肩膀及时顶住我；会在深夜，我因幻痛和噩梦而无法入睡时，用她冰凉的手，极其轻柔地拍打我的左臂，哼唱着模糊的、不知名的家乡调。她没有过多的言语，但那些无声的帮助，是支撑我没有彻底崩溃的最后支柱。
但即使是阿英，也无法完全理解我内心的崩塌。我常常会不自觉地看着自己的左 hand（手），看着它因为承担了所有的工作而变得粗糙、布满新的伤痕。我也会盯着那被肮脏纱布包裹的、空无一物的右腕末端发呆。那个曾经用来写字、画画、拥抱家饶肢体，永远地消失了。伴随着它一起消失的，不仅仅是功能，还有一部分对“完整”的认知，对未来的最后一丝渺茫幻想。
我不再是那个因为无法欺骗而内心挣扎的林晓雅，甚至不再是那个仅仅承受鞭打和电击的林晓雅。我成了一个“残废”。这个身份，像一顶无形却沉重的帽子，牢牢扣在我的头上。它影响着我看待自己的方式，也决定着别人对待我的态度。
我的世界，被迫缩到了只剩下如何用这具残缺的身体，完成最基本的生存动作。每一个微的成功——比如第一次用左手相对稳当地捧起了水碗，都像是一场艰苦战役的胜利。而每一次失败——比如打翻食物，或因失去平衡而摔倒在地，都会引来嘲笑和更深的自我厌恶。
适应，并非变得熟练和从容，而是在无尽的笨拙、痛苦和屈辱中，被迫接受一个残缺的、低人一等的“新我”。我的身份，从一个被迫的诈骗者，一个承受暴力的囚徒，彻底转变为一个需要重新学习如何像最低等生物一样生存的、残缺的试验品。每一次用左手完成那些曾经轻而易举的动作，都是在用新的伤痕，覆盖旧的创伤，都是在无声地宣告着，那个完整的林晓雅，已经在那把斧头落下时，死去了。活下来的，只是一个拖着残躯，在地狱边缘挣扎求生的、陌生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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