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讲到魏国和西河学派，我们不妨停下来，看一看《竹书纪年》这本书。
公元280年前后，西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期间，汲郡（今河南新乡卫辉市）的一个盗墓者挖开了战国时期魏襄王（有魏安厘王）墓，得竹书数十车，经西晋学者整理而成书。因该书原本写在竹简上，且是一本编年体史书，故称《竹书纪年》。由于该书从汲郡墓冢中出土，故又被称为《汲冢纪年》。该书已被确证为战国时期晋、魏史官编着，记载了夏、商、西周、春秋晋国以及战国魏国的历史，凡13篇，以君主纪年为纲目编次，历89位帝王共1847年。书中自平王东迁后改以晋国国君纪年，三家分晋后则以魏国国君纪年，止于魏襄王二十年。该书的起始时间存在不同法，有始于黄帝者。然其中涉及五帝记事的内容，疑为后人续编。
《竹书纪年》经晋人重新编纂，在宋朝又曾亡佚，后来虽被重新搜集整理成册，其可信度已被质疑。且这是一本记载历代帝王争权夺利的斗争史，其中录有不少古代圣贤放杀夺权的历史，其写作思想与儒家孔孟思想迥然有异，故被后世儒家斥为荒诞之书。
不过我们也应注意到，该书因深埋古墓，未经秦朝焚书坑儒之祸，且其成书时间比《史记》还要早200多年，对于先秦历史尤其是晋魏历史仍是相当可靠的参考文献，所以我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便将它作为重要辅证。比如经甲骨文研究考证，我们现在普遍采信古本《竹书纪年》的法，认为商王盘庚殷后273年，殷商为周朝所灭，而非《史记》记载的700多年。
《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历史与《史记》多有不同。《史记》有关尧舜禅让和伊尹放太甲的故事，在《竹书纪年》中是另外一副面貌。
关于尧舜禅让，《竹书纪年》记载：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堰塞丹朱，使不与父想见也。尧帝老去，舜于是发动政变，囚禁尧于平阳，夺取了他的帝位，舜还囚禁了尧的儿子丹朱，使其父子不相见。《韩非子·疑》采信了这种法：“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关于伊尹放太甲，《竹书纪年》如此记载：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王潜出自桐，杀伊尹。伊尹发动政变，把商王太甲流放到桐，自立为王。7年后，太甲从桐城逃出来，杀掉伊尹，重夺王位。
这颠覆了我们对上古历史的认知，却又符合我们对历朝历代朝堂之间皇权斗争的认知。自古以来，皇权之争阴暗、血腥、残酷到极致。翻开一本古代史，父子反目、兄弟相杀者比比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竹书纪年》关于暴力夺权的历史记载有可信之处，但是也有可疑之处。
魏国可以是法家学派的发源地。法家的源头可以上溯至夏商时期的理官，春秋早期齐国的管仲和郑国的子产则被视为法家先驱。但是魏国西河学派的李悝、吴起、商鞅才是大力发展法家思想并将其付诸实践的关键人物。一代大儒荀子也被认为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较早质疑禅让制为虚：“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也。”
在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看来，儒家的礼乐诗书和仁义孝悌都是愚诬之学，应该全部被废除。他认为历史在不断发展进步，如果还在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则“必为新圣笑矣。”
法家思想不法古不循今，反对德治，提倡法治。他们既然认为禅让制是儒家粉饰之辞，是为了宣传儒家思想而精心构建的谎言，那么为了阐述法家思想，他们是不是同样可以虚构放杀夺权的谎言呢？
魏国确实有虚构放杀夺权的现实需要。
韩、赵、魏三国乃是篡权得位，其名不正，需要给下一个法。耐人寻味的是，田氏代齐之后第一个会媚国家就是魏国。两者英雄相惜，心有戚戚，魏文侯更是应齐王之请，向周子进书，成全了田齐的合法地位。此后，齐威王学习魏文侯的做法建设了稷下学宫，学风蔚然，盛况空前。
还有更耐人寻味的。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魏国史官编写了《竹书纪年》；司马氏篡位建立西晋之后，失传多年的《竹书纪年》适时从古墓中出土；明成祖造反夺位后，宋时便已亡佚的《竹书纪年》恰好又再次现世。
历史哪有那么多巧合？
我们对自身经历尚且不能记忆无误，对当下局势也不能做到明辨真伪，更何况那些远隔几千年的古人呢？有关尧舜禹的历史，就是一位任人打扮的姑娘，时至今日，究竟是禅让还是放杀早已成了一笔糊涂账。对于不同观点，我们不妨存论并择其一而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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