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与反贼做交易的事，在成都府地界上，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
连街头挑粪的力夫、河边洗衣的婆娘，都能咂着嘴巴上几句：
“听了没？少城里那些旗爷，跟外面那些砍脑壳的做起买卖来咯！”
起初，地会和那些大金川的遗民还顾忌些，乔装改扮，遮遮掩掩。
到后来，索性扯下了遮羞布，大摇大摆地穿着前明制式的汉家衣裳，顶着在清律里已属“违制”的发式，就在满城边上的街市出入。
那身装扮，在满街的辫子和马褂里，扎眼得像和尚头上的脓包。
大清万里疆土，亿兆子民，自然不缺忠臣。
只是这成都府里的情形，透着股荒诞。
跳着脚想举报的，多是那些熟读圣贤书、自诩为江山社稷肝脑涂地的汉官。
而被他们指着鼻子骂“包庇纵逆”、“祸乱纲常”的，恰恰是满臣鄂辉，以及他麾下那些早已被银子喂饱聊八旗将佐。
鄂辉被气笑了。
“独你们汉臣是忠臣、是贤臣？”
“你们这份忠心，早干什么去了？”
“崇祯皇帝吊死煤山的时候、李闯破北京城的时候、大清入关的时候，怎么没见你们这么铁骨铮铮、以死报君？”
道理讲不通，事情却不能闹大。
很快，那些执意要告密、且死不悔改的官员，接二连三出了“意外”。
有的是在回家路上被“吐蕃来的刺客”割了喉咙。
有的则是在查访“匪情”时，不幸遭遇“反贼悍匪”，横尸荒野。
死状各异，却都透着股“恰到好处”的警告意味。
鄂辉随即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
他召集成都府的士绅富商，晓以利害，半劝半逼地让他们“捐输”了一大笔“剿匪饷银”。
然后调集兵马，做做样子地清剿了几个无关痛痒的土匪窝子。
砍下些早已准备好的首级，连同那份厚厚的捐输清单，以及一份花团锦簇、渲染战况如何激烈的捷报，六百里加急，递进了北京城。
乾隆的回信来得不慢。
信里先将鄂辉劈头盖脸骂了一顿，斥其“抚驭无方”、“境内不靖”，几乎要将“庸碌无能”的帽子扣实。
但骂着骂着，笔锋便转了向，字里行间透出浓浓的不安与暗示：
当今“禅让”大典在即，乃是普同庆、彰显“十全盛世”体面的头等大事。
四川，万万不可在此节骨眼上，闹出任何有损朝廷颜面的“乱子”！
看完这封密旨，鄂辉沉默良久，脸上却露出一丝混杂着讥诮与了然的复杂神情。
他唤来那些还在犹豫观望、既想保命又舍不下那点“忠君”念头的汉臣，什么也没，只是将这封盖着皇帝朱印的密信，轻轻推到了他们面前。
几个人屏息凝神地看完，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尽，最后只剩下一片死灰。
不知是谁先开始的，低低的抽泣声在寂静的官厅里响起，接着便成了抑制不住的嚎啕。
他们哭得撕心裂肺，涕泪横流，仿佛塌地陷，比死了亲爹亲娘还要悲痛万分。
嘴里颠来倒去地呜咽着：“有奸臣……朝中有奸臣蒙蔽圣听啊！”
“皇上……皇上是被人蛊惑了！”
哭声渐渐力竭，变成绝望的呜咽。
他们用袖子胡乱抹着脸上的泪水和鼻涕，眼神里的光彩熄灭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麻木的疲惫，以及破罐子破摔的灰暗。
擦干了眼泪，心似乎也随着那点不切实际的幻想一起死了。
再开口时，话题已然变了风向，语气也变得实际而低沉：
“制台大人，这捐输的款项，后续抚恤、犒赏，还有城防修缮……该如何分派支用？”
“那些‘商队’往来，抽几成的利，才既稳妥，又能长久？”
君已不似君，沉浸在一场彰显盛世的禅让大典的虚荣与对乱象的鸵鸟心态里，只顾着粉饰太平。
那么，就休怪臣不再为臣了。
粮食，可以卖。
朝廷储备的，地方征缴的，只要能找到账目平掉的由头，统统卖掉。
刀枪弓矢，更不是问题，驻防军械库里那些报损的、淘汰的，正好“处理”。
甚至……一些老旧但堪用的火铳、火药，只要价钱合适，路子隐秘，也未尝不能“流失”出去。
底线只有一个：拿了四川的粮饷兵器，就不准在四川的地面上闹事。
你们爱去哪里折腾，就去哪里折腾。
一场密议后，有人端着茶盏，幽幽地出了众人心照不宣的结论：
“古往今来，只靠一个四川，是成不鳞业的。”
“那些反贼真想要下，得在湖广、江南闹。”
“他们在外头闹得越凶，朝廷就越要倚重咱们稳如泰山的四川。”
“咱们这生意，才能做得越长久，进项才越丰厚。”
厅内烟雾缭绕，几张面孔在昏黄的灯火下显得模糊而平静。
最后一点心理负担，也随着这冷静到冷酷的算计，烟消云散了。
这大清江山，谁还有那份痴心要去“尽忠”，就让他去吧。
至于这成都城里的衮衮诸公，眼下只想在这将倾的大厦里，多扒拉几块够沉的金砖，垫在自己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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