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端坐于桌案之后，详细端详着手中的大汉疆土图。
作为京都顶级的衙内之一，搞到这种军事地图并没有什么太困难的地方。
袁绍目光久久的在地图的上方巡视，心中不停的在盘算。
如果能让他自由的选择，他绝对倾向于选择汝南，次之就是南阳。汝南是袁家的发源地，根深蒂固，在汝南从太守到下层的官吏全部是袁家的人，袁家在汝南也广播善举，很有名声，也正是因为汝南这块地皮向来都是家主的自留地，其他人不容染指，就算是袁隗看好的袁术没有正式当上家主之位前，也是无法消受的。
除了汝南，就是南阳。如果汝南是袁家第一块根据地，那么南阳则是袁家开辟出来第二块根据地，南阳是北上南下的重要枢纽，商业鼎盛，人口密集极大，繁荣无比，袁绍对此原本是垂涎三尺，可惜的是，袁绍知道，这块地已经内定给了袁术。每年年关之时，由南阳进贡的财富除了袁隗能够享有之外，还有一部分是给了袁术以供其开销。
所以，袁绍只能眼巴巴的看着这两块肥肉而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是另外寻找方向。
选哪里会比较好？袁绍的目光在大汉疆土地图上巡游，他忽然想起在青少年时期和曹操指点江山之时，做过各种对未来的畅想时过的话——“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下，庶几可以济乎？”——就是先南面据守黄河，北面据守燕山、代郡，打击兼并戎人、狄胡，之后再向南争夺下。
而这个南据河北阻燕代所指的地方，就是冀州。
句老实话，这个大战略并不是袁绍的专利想法，早在东汉初年，汉光武帝刘秀就是这么干的——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正是凭借河北之地，依靠河北地方豪族的势力而统一下，所以，当时袁绍和曹擦这个话，其实是受了刘秀的影响。
不过今看来，少时无意的一番话却具备了相当的可操作性。
冀州目前州牧是韩馥，此人是袁家故吏，是受袁家推荐才当上冀州州牧的，因此若是去冀州，至少看着袁家长子的名分上，多少照顾一些也是应有之意，并且此时的冀州还面临着一个问题有待解决。
那就是黄巾之乱的残余。
黄巾之乱虽然很快被扑灭，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由起义军转职称为了山匪，躲进深山之中，朝廷方面一是限于兵力有限，不可能大规模搜山杀捕，二是受粮草限制，也无法支撑长时间的作战，所以这些新转职的山匪，也暂时脱离了朝廷的追杀，在一些山区自立为王起来。
当然目前最大的黄巾残余在青州，可是青州基本上已经被打烂了，生产基本上是没有回复过来，这些占山为王的黄巾残兵游勇又不只能依靠山中猎食果腹，必然下山劫掠，相对平稳富饶的邻居冀州就是最好选择，因此袁绍到了冀州，只要一面高举袁家长子的招牌，一面举着保护冀州士人，安定匪患的旗帜，必然将获得冀州上至官吏、士族，下至平头百姓的支持
。
如今来看，若是出走洛阳，最好的选择莫过于冀州了。
但是就这样灰溜溜的像丧家之犬一般离开洛阳，这不是袁绍所希望的，但是要如何做呢？
正当此时，家中一仆人手持名刺急走而入，禀告董卓急召，来人已候在门外。袁绍皱起眉头，我跟董卓没什么往来，为何董卓找我？不过虽然有疑问，但是毕竟现在董卓的官比他大，也得只好动身前往。
待到了董卓府上，拜见了董卓，扯过一些不痛不痒的闲话之后，董卓道：“皇帝冲闇，非万乘之主。陈留王犹胜，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大或痴，亦知复何如，为当且尔。卿不见灵帝乎？念此令人愤毒！”——皇帝年幼蒙昧无知，不适合皇位，我看陈留王更好，所以想立陈留王当皇帝，年龄大并不是问题，重要是后来当得怎样，你看灵帝最先也是不错，后来就不行了，再来一个这样的岂不是让人愤恨么？
董卓之所以叫袁绍来这个事情，主要原因还是想让袁绍做一个传声筒，让他去告诉袁隗自己废帝的决心，并探寻袁家对待此事的态度。
当下朝廷，权掌最大兵权的是董卓，而站在清流士族中最大一支的是袁家，因此只要是袁隗点个头，那么废帝这个事情就成了，就算其他人再反对都没有用。要董卓去袁隗府上么，董卓觉得自己屈尊了，要袁隗来么，也还做不到将袁隗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因此就找上了袁家长子袁绍。
袁绍闻言，并没有马上回话，显然董卓话的语气并不是征求自己的态度，而是希望自己能将话带回去，按照常理来，袁绍应该讲一句，此事重大，容回去再做考虑这样的话，然后双方就都明白什么意思了，董卓叫袁绍过来的这个见面的目的性也就达成了。
但是袁绍并不想这么干，因为袁绍了解到其实袁隗——
袁绍起身道：“汉家君下四百许年，恩泽深渥，兆民戴之来久。今帝虽幼冲，未有不善宣闻下，公欲废适立庶，恐众不从公议也。”——袁绍不仅没有表示要把话带回去，而是态度强硬的表示了反对的立场！
董卓一愣，然后有些恼怒的骂道：“竖子！下事岂不决吾？今令为之，谁敢不从？尔谓董卓刀为不利乎！”——臭子，我不是让你来提意见的，还没听懂么，赶快回家告诉你家大人，要不然我请你吃刀片子！
袁绍不甘示弱，反诘道：“下健者，岂唯董公？”然后叉手作揖而出。
这下把董卓气得不轻，口中大骂袁家子不懂事，看到从后堂转出来的李儒，便对李儒怒气冲冲的道：“竖子辱我，必重责之！”
“明公且息怒。袁家子此番好生蹊跷。”李儒平静的道，现在跟袁家算账还是太早了些，还有用到袁家的地方，追责袁绍也不急于一时。
董卓不理解，道：“何蹊跷之有？”——我看就是个二愣子，连传个话都不懂。
不多时，便有城门兵甲来报，中军校尉袁绍将节杖悬于东城门之上，出城而去了！
李儒听到之后心念一转，忽问兵甲道：“只见节杖，可有印绶？”
“并未见印绶。”兵甲回答道。
李儒嘿然，笑道：“原来如此！”便挥挥手让兵甲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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