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国顺治九年对应的正好是大明永历六年，是大明又一次最好的续命机会。
清国博洛、满达海、瓦克达、勒柯浑和孔有德在内的五王在一年之内的去世，给顺治皇帝福临的亲政带来了巨大的隐忧，刚刚亲政满一年的他，给清廷和清国老百姓交出来的成绩单非常难看：
不仅没有收复辽东“祖宗之地”，还连续失陷了舟山和福建沿海部分地区，更为严重的是，随着“明、西合流”，“大秦国主”孙可望以李定国为南面主将，以刘文秀为北面主将，以大将白文选为先锋，出兵三十八万，几乎攻占了洞庭湖以南的全境。
就连骁勇善战的清国辰常总兵徐勇也在与西军的作战中阵亡，西军的势力发展到长江南岸，致使江西乃至于江南一带都是震动不已。
这样的情况自然是清廷不愿意看到的，清廷出动皇室重臣爱新觉罗尼堪，正是为了挽回湖广一带的败局。
爱新觉罗尼堪对于清国来战功卓着，但是归根究底，他的那些战绩大都是作为副手或者大将而取得的，在此前完全没有独自统领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在这一点上，尼堪是不如先前去世的皇室大将博洛和勒柯浑的。
这不得不是清廷的一个纰漏之处。
但是作为爱新觉罗家的好男儿，尤其是对堂弟福临忠心耿耿的尼堪，深知清廷面临的时局非常险恶，他不顾路上奔波的疲惫，仅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便率领部下赶到了襄阳，接管了湖广军权后，调动各路人马二十万，开始陆续过江。
由于清军前锋来势甚锐，大西军先锋将领白文选、杜兴文和汪万象率领的前锋部队，很快在巴陵、湘阴、益阳、武陵等地接连战败，损失西军将士上万人，不得不向湘西撤退。
只是如此一来，清军在尼堪的率领下得以长驱直入，轻易便收复了长沙城，然后以长沙城为指挥中心，不断对湘西发动进攻。
孙可望面对着清军猛烈的进攻，感到越来越吃力，不得不发出檄文命令李定国暂停从广西进攻广东，仅仅留下少数人马驻守广西，立刻率领主力人马五万人北上衡阳参与对清作战。
按照孙可望的设想，他安排麾下大将冯双礼和张化龙听令于李定国，负责阻挡清军南下和监视李定国的双重任务。
初步来看的话，李定国所部应该算是“偏师”，孙可望亲自率领的二十万大西军精锐才是真正的“主力”。
只是孙可望的军事指挥才能远远逊色于李定国，他亲自率领大西军与清军大战十五场，全部以完败而告终，不得不向后退向了贵州思州府。
当然也不能孙可望所部是一无是处，最起码他们的连续失败，起到了麻痹清军的作用，骄傲情绪逐渐在北来的清军中蔓延，大家纷纷叫嚣尽快南下攻下桂林。
这种情绪也深深地感染了尼堪，他决定不待后续的绿营大军到齐，留下一半的汉军旗和部分绿营驻守，自己亲自率领十万大军南下，直扑桂林方向。
原本驻扎在衡州城的李定国派出了大量的斥候探查清军的动向，根据各方的反馈情况，李定国敏锐地发现了清军的弱点：
前队与后队严重脱节，且清军中将士骄傲自满情绪浓厚。
李定国决定利用清军的这个特点，诱敌深入，对这十万清军进行围歼。
为此，李定国传令给冯双礼和张化龙二将，让他们率领本部的两万人马，即刻从武冈出发，在清军通过衡山雷家埠一带后，攻占衡山城，封锁清军的退路。
李定国则是率领麾下五万人马，在衡山到衡州城之间，设置了三道埋伏圈，分别以部将贺九仪、窦名望和马宝三将各带一万人马进行埋伏（注：马宝在李成栋死后一直在粤北坚持抗战，待李定国到来后，率部投靠李定国）。
清军主将尼堪带着两万名骑兵先行，与后面的步兵队伍越来越脱离，西将贺九仪看到清军骑兵过完后立刻发起了进攻，截断了清军骑兵和步兵之间的联络。
此时的清军主将尼堪已经明白过来，自己中列饶计策，他的副将贝子屯齐也建议向后退兵整军再战。
但是或许是内心中的骄傲和肩膀上的责任使然，尼堪虽然派人向后调兵，自己却还是义无反关向前突进，接连击败了窦名望和马宝两部人马，李定国不得带着心腹将领高文贵提前出马，率领两万大军急攻尼堪本部。
经过一一夜的残酷混战，西军以阵亡一万饶代价几乎全歼一万八千名清军骑兵，清军主将尼堪在激战中被杀，副将屯齐率领不足两千人马侥幸逃离战场。
哪怕取得了如此成绩，李定国仍然是不满意的，命令各部稍作休整后，便下令全军开拔：
“将士们，后面还有八万清军步兵，已经被冯双礼和张化龙两部堵在了衡山，我们当趁此大势，彻底歼灭这支清军。”
只是令人感到费解的是，等到李定国率领三万余人追击到衡山的时候，衡山早就门户大开，清军已经逃离的无影了，李定国派人搜索，压根就不见冯双礼和张化龙的人马。
到底是怎么回事？
来不及细想，因为清军的主力人马，已经开始发动反攻，李定国看着麾下将士在大战过后异常疲惫的样子，没有选择“以卵击石”，而是带着剩余人马，直接向西撤军前往霖势险要的武冈进行固守。
至此，截止到亲王尼堪的死亡，清国在顺治九年一共损失了五位皇家王爵大将和一个孔有德，百战老兵更是损失严重。
而完成“两蹶名王”这种非凡壮举的李定国，在大江南北很快家喻户晓，风头已经盖住了“老吃败仗”的孙可望。
孙可望无法容忍李定国的威望在自己之上，在关键之时强令冯双礼和张化龙两部的撤离，致使李定国的战略计划落空，对清军的打击效果大大降低。
孙可望在永历六年一切向好的情况下，而做出的这种亲者痛而仇者快的行为，极大地伤害了湖广百姓的人心、损害了明、西军的士气。
李定国对孙可望的不满情绪在逐渐加剧，埋下了西军内讧的隐忧。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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