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末唐初的乱世洪流中，儒学虽历经动荡却未断绝，徐旷（字文远）便是这一时期承前启后的儒学家代表。他与兄长徐文远（此处史料记载或存混淆，一徐旷即徐文远，或为兄弟二人同以学名传世，暂从“兄弟皆以学识闻名”）齐名，以深厚的经学造诣贯穿两朝，既见证了隋朝的兴衰，又以学识助力唐朝儒学复兴，成为衔接隋唐学术脉络的关键人物。
徐旷的学术根基，早在隋朝便已奠定。他出身于儒学世家，自幼浸润典籍，对《周易》《春秋左氏传》等儒家经典钻研极深，尤其擅长阐释经义中的微言大义。隋朝统一后，重视文教，设国子学传承儒学，徐旷因学识出众被征召为国子博士——这一官职专为皇室及贵族子弟传授经术，是当时儒学领域的核心职位，足见其在隋朝学界的公认地位。他在国子学任职期间，授课条理清晰，引经据典却不泥古，能将深奥的经义与现实议题结合，让听者豁然开朗，很快便成为国子学中最受推崇的儒师之一。
隋末下大乱，洛阳作为东都，一度成为群雄争夺的焦点，国子学的正常教学被迫中断。但徐旷并未因战乱放弃传道授业，反而在洛阳城中坚持开坛讲学。彼时的洛阳，既有隋朝残余势力，又有瓦岗军等反隋力量，各方人物汇聚，却都对徐旷的学识心怀敬重。史载“当时许多知名人物皆从其受业”，其中不乏后来在唐初政坛崭露头角的官员与将领——他们或许立场各异，却都愿暂时放下纷争，围坐于徐旷的讲堂之下，聆听经义。徐旷在乱世中坚守儒道，不仅保存了儒学的火种，更以“传道无类”的态度，让儒学精神渗透到不同阶层，为唐朝建立后的文化整合埋下伏笔。
唐朝建立后，李世民深知儒学对稳固统治、教化百姓的重要性，遂广召下儒士，重建文教体系。徐旷因在隋末唐初的学界声望，很快被李世民征召，再度被授予国子博士之职，负责主持国子监的教学工作。此时的徐旷，虽已历经乱世沧桑，却更加勤勉地投入儒学复兴事业：他一方面整理隋朝遗留的儒家典籍，勘正讹误，为唐朝儒学教育确立规范的教材；另一方面延续了自己“深入浅出”的授课风格，培养出大批儒学人才，其中不少弟子后来成为唐朝各级官府的文吏，将儒学理念融入治国实践。
相较于兄长徐文远（若史料记载为二人），徐旷的学术风格更偏重“经世致用”。他不主张空谈义理，而是强调儒学应与治国、修身相结合——在讲解《春秋》时，他会结合隋末战乱的教训，阐释“仁政”“民本”的重要性；在解读《周易》时，又会以“穷则变，变则通”的道理，引导弟子理解朝代更替的规律与士人应有的担当。这种贴合时代需求的治学理念，让他的学不仅受学子推崇，更得到李世民等唐朝统治者的认可，成为唐初“重儒兴教”政策的重要学术支撑。
徐旷的一生，虽未在政治舞台上担任显赫要职，却以“儒师”的身份深刻影响了隋唐之际的文化走向。隋朝时，他是国子学的中坚，为儒学传承筑牢根基；隋末乱世，他是洛阳城中的“乱世儒宗”，以讲学守护文脉；唐朝初年，他又成为国子监的领军者，为儒学复兴注入动力。他的事迹，不仅见于《旧唐书·儒学传》《新唐书·艺文志》等史料的零星记载，更被后世儒者视为“乱世守道”的典范——在王朝更迭、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以学识为盾，以传道为任，让儒学在动荡中得以延续，为唐朝文化盛世的到来铺就了重要的学术基石。
如今，我们虽已无法见到徐旷的完整着作（其作品多散佚于历史长河，仅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中留有书名存目），但从他两朝任职、乱世讲学的事迹中，仍能清晰看到一位儒者“以文化人、以道传薪”的坚守。他的一生，恰如隋唐之际儒学发展的缩影：历经波折却从未中断，最终在新的时代里焕发出新的生机，而徐旷便是这一历程中最坚定的推动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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