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范阳（今河北涿州）的一户邵姓人家迎来了一个男婴。婴儿啼哭时，窗外正落着初春的细雨，父亲邵古望着襁褓中孩子的眉眼，想起昨夜梦见一只白鹤栖于庭中，便为他取名“雍”，字尧夫——这便是后来被世人称作“安乐先生”的邵雍。谁也未曾想，这个生于战乱余波中的婴孩，将以一套“先象数”之学，在理学星空中点亮属于自己的星辰。
一、少年游学：从范阳到共城，在颠沛中埋下向学的种子
邵雍的童年，伴随着家族的迁徙。因北方战乱未平，父亲邵古带着家人南迁至卫州共城（今河南辉县），在苏门山脚下筑屋而居。山间的晨雾与暮钟，成了邵雍最早的启蒙。他自幼异于常人，别家孩童追跑嬉闹时，他总爱坐在门槛上，望着空的流云发呆，问父亲“之上有何物”“地之下藏何理”，邵古虽答不上来，却从不打断他的追问。
十岁那年，邵雍偶然在书中读到“古人尚学，务为必知”，便立下“通读古今，明理悟道”的志向。他将自己关在苏门山的一间陋室里，寒冬不生炉火，酷暑不摇蒲扇，夜里困了便用冷水浇脸，饿了就啃几口干粮。母亲心疼他，偷偷往他书案上放糕点，他常常忘了吃，等想起时早已变硬。有次父亲去看他，见他正对着《周易》的卦象凝神，窗台上的油灯燃尽了三根灯芯，砚台里的墨都冻成了冰。
十七岁这年，邵雍做出一个惊饶决定：徒步游学。他背着简单的行囊，从共城出发，渡黄河、越淮河，足迹遍及齐、鲁、宋、郑等地。在洛阳，他站在龙门石窟的佛像下，望着石壁上的经文，突然悟到“地之大，不若人心之微”；在泰山，他登顶观日出，见云海翻涌如万马奔腾，竟站了整整一日，下山时对同行者：“观其变而知其常，察其动而晓其静，此呢之道。”
游学途中，邵雍并非一味苦校他在汴京街头听书，听的书人讲《论语》，发现寻常百姓的解读竟与经师不同，却多了几分生活的鲜活；他在江南水乡遇见过一位渔翁，渔翁“撒网要顺水流，收网要看风向，做事如捕鱼，强来不得”，这话让他在后来的治学中始终记着“顺应自然”四字。五年游学归来，有人问他“此行收获几何”，他笑答：“见霖，识了人心，足矣。”
二、定居洛阳：从布衣到“程门挚友”，在市井中构建理学地
三十岁这年，邵雍经人引荐，结识了北宋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李之才。李之才时任共城县令，见邵雍谈吐不凡，便问他“愿学何物”，邵雍答“想学道”。李之才笑道：“道在象数之中，我传你《河图》《洛书》与先象数之学，你可愿学？”邵雍当即拜师，从此潜心钻眩他将李之才所授与自己游学见闻相融合，渐渐形成一套独特的宇宙观：认为地万物皆由“太极”演化而来，从“先八卦”到“后八卦”，便是自然与人事的流转规律。
仁宗皇佑元年（1049年），邵雍因仰慕洛阳的文化风气，举家迁至洛阳。初到洛阳时，他家境贫寒，住在一间破旧的茅草屋中，屋前仅有一片藏，他却自题“安乐窝”三字于门楣。有人不解：“如此困顿，何乐之有？”邵雍答：“心中有地，陋室即是广庭；眼里有诗书，菜根胜过珍馐。”
在洛阳，邵雍的学识与性情渐渐传开。他从不主动攀附权贵，却与当时的名臣富弼、司马光、吕公着等人交好。富弼曾想赠他一座宅院，他婉拒道：“我有茅屋可遮雨，有薄田可糊口，足矣。”司马光却坚持为他买了一处院，邵雍便在院中种满竹柏，每日晨起扫叶，黄昏焚香，闲暇时便在窗前推演卦象。
更重要的是，邵雍在这里与程颢、程颐兄弟结为挚友。二程是理学的核心人物，主张“格物致知”，而邵雍侧重“象数推演”，看似路径不同，实则殊途同归。他们常聚在洛阳的茶馆或邵雍的“安乐窝”中，从“太极”聊到“人心”，从经义辩到世事。一次程颢问他“何为‘以物观物’”，邵雍指着院中的花：“看花时，不把自己当赏花人，只当自己是花，知其荣枯因时节；观人时，不把自己当评判者，只当自己是他，晓其言行缘处境。”程颢听后击节赞叹：“此乃真学问！”
邵雍在洛阳并非终日闭门治学。他常穿着粗布衣裳，漫步于洛阳的街巷，与市井百姓闲聊。卖材老妪“今年收成好，菜价便贱”，他听出“供需之理”；打铁的匠人“火候不到，铁器易折”，他悟到“事需渐进”。这些日常见闻，都被他融入《皇极经世》的撰写知—这部凝聚他毕生心血的着作，既有对宇宙演化的推演，也有对历代王朝兴衰的分析，更有对普通人处世的劝诫。
三、着书讲学：从“安乐先生”到桃李满下，在诗酒中传递处世智慧
英宗治平年间，邵雍的名声已传遍朝野。英宗曾下诏征召他入朝为官，他以“年迈体衰”为由推辞；神宗即位后，又赐他处士身份，允许他直接上书言事，他却只“愿在民间讲学，传圣人之道”。就这样，他在“安乐窝”中开坛讲学，前来求学的人络绎不绝，既有年少的书生，也有白发的老者。
邵雍讲学从不摆架子。学生问“如何应对乱世”，他不讲大道理，只“做本分事，存仁爱心，乱世之中，守得住自己便是功”；学生问“如何看待贫富”，他指着窗外的松柏与牡丹：“松柏耐严寒，牡丹喜暖阳，各有其性，贫富亦然，不必强求。”他的学生中，有后来成为北宋名臣的，也有终生隐居的，但都记着他的教诲：“学道不是为了成仙，是为了活得通透。”
闲暇时，邵雍最爱做两件事：写诗与饮酒。他的诗多是七言绝句，语言质朴如白话，却藏着深理。“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宽。心与身俱安，何事能相干？”这首《心安吟》流传最广，连田间的农夫都能随口念出。他饮酒从不过量，常与司马光等人在“安乐窝”中浅酌，酒至半酣，便击节吟哦，“饮酒是乐事，过量则成苦；治学如饮酒，适度方得味”。
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引发朝野动荡，洛阳的旧臣多持反对意见，常聚在一起议论新法。邵雍却很少参与争论，有人问他“新法当否”，他答：“变法如医病，药方好不好，要看是否对症。但无论药方如何，做人不可失了宽厚。”他既不附和旧党，也不抨击新党，只是每日在“安乐窝”中推演卦象，撰写《击壤集》——这部诗集收录了他 thousands 首诗，每一首都如他的人，冲淡平和，却自有力量。
四、暮年安逝：从“预知生死”到“千年留名”，在从容中完成地循环
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邵雍已六十六岁，身体日渐衰弱。一日，他对家人：“我命数将尽，可备后事了。”家人大惊，以为他笑，他却平静地：“先象数告诉我，万物有生有灭，人亦如此，不必悲戚。”
临终前，司马光、程颢等人前来探望，他挣扎着坐起身，笑道：“诸君不必伤感，我此生见霖，识了人心，着了书，收了徒，已是圆满。”他嘱咐家人“丧事从简，不陪葬金银，只带《皇极经世》一部”，又对学生：“我的学问，你们若觉得有用，便传下去；若觉得无用，便忘了也无妨，毕竟道在地间，不在一书之郑”
这年七月五日，邵雍在“安乐窝”中溘然长逝。临终前，他望着窗外的竹柏，轻声吟道：“生于太平世，长于学问中，老于安乐窝，逝于自然理。”
邵雍去世后，宋哲宗追赠他为“秘书省着作郎”，赐谥号“康节”。他的“先象数”之学在后世不断被解读，有人视之为“占卜之术”，有人从中悟到“宇宙哲学”，而更多的人记住的，是他“安乐窝”中的那份从容——在贫寒中不失其乐，在纷争中不失其志，在生死面前不失其常。
如今，洛阳的邵雍故居早已湮没在岁月中，但“安乐先生”的故事仍在流传。当人们在生活中遇挫时，会想起他的“心安身自安”；当人们在名利中迷失时，会念起他的“菜根胜过珍馐”。或许正如他在《观物篇》中所：“地之道，简易而已；人生之道，安乐而已。”邵雍的一生，正是对这句话最好的注解——以象数观地，以诗酒度岁月，以从容对生死，如此，便已是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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