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丰臣秀次与德川家康这般盘算，从常理来看确实没什么毛病。
毕竟以大明过往的行事逻辑与东亚格局的常态推演，任谁都会觉得，大明对日本这块土地既无吞并之心，也犯不上投入过多精力，最多不过是想借制衡之术让其安分守己，永绝后患。
可他们千算万算，终究漏算了一个最关键的变数——萧如薰。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位大明的掌权者，骨子里对他们这群“倭人”的厌恶，早已深到了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的地步。
这倒也怪不得他们无法理解。毕竟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中日之间的纠葛，无非是地缘利益的博弈、朝贡体系的争执，或是战场上的胜负输赢。丰臣秀吉征朝也好，大明出兵援朝也罢，到底都是政权与政权之间的较量，打归打，停归停，自有一套基于利益的规则可循。他们从未想过，在萧如薰心中，还藏着另一重更深沉、更炽热的情釜—那是穿越千年的记忆，是刻在骨血里的民族伤痕。
要知道，萧如薰并非这个时代土生土长的大明人。他的灵魂里，装着另一个来自数百年后的中国饶记忆。
在那个记忆里，“倭寇”二字从来不是简单的历史名词。
那是东南沿海被劫掠的村庄，是被屠戮的百姓，是“嘉靖大倭寇”时期绵延数十年的血火；是甲午年间黄海的炮声，是旅顺城头的残阳，是南京城里三十万冤魂的悲鸣；是八年烽火里的山河破碎，是“三光政策”下的焦土千里，是教科书上一张张触目惊心的照片，是代代相传的屈辱与愤懑。
那些记忆，丰臣秀次不懂，德川家康不懂，整个战国时代的日本人都不可能懂。他们活在十六世纪的当下，眼里只有战国的烽烟、领地的得失、与大明的一时胜负。他们不会知道，在萧如薰的记忆里，自己的民族曾被他们的后代反复欺凌，那段长达数百年的伤痛，早已成了每个中国人心底无法磨灭的烙印。
所以对萧如薰而言，这场与日本的纠葛，从来不止于“大明利益”的算计。
丰臣秀次以为大明只想让日本内乱？
德川家康以为守住隐忍就能换来喘息？他们都错了。
在萧如薰这里，所谓的“制衡”不过是权宜之计，所谓的“观望”只是等待时机。他心里真正的念头，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决绝——他要趁着大明国力鼎盛，趁着日本尚未统一，彻底打掉这个潜在的威胁，让这片列岛再也没有能力在未来的岁月里，对自己的故国造成哪怕一丝一毫的伤害。
这种想法，在当时的人看来或许有些“不合常理”。
毕竟按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对周边部族与国家，向来以“怀柔”“羁縻”为主，若非对方主动挑衅到忍无可忍，极少会赶尽杀绝。
可萧如薰不同，他带着未来的记忆，深知“养虎为患”四个字的沉重代价。他见过那只“虎”未来会犯下何等滔罪行，自然不可能再按部就班地走老路。
白了，换作任何一个带着完整历史记忆的中国人，穿越到大明这个时代，面对日本，恐怕都会生出类似的念头。
你能想象吗？当一个亲眼见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的累累白骨、听过731部队暴行的人，回到了明朝，看到丰臣秀吉的狼子野心，看到那些日后可能演变为倭寇的武士，看到这片孕育了侵略基因的土地，他会怎么做？
恐怕没有谁能真正心平气和地“制衡”下去。打鬼子，不是冲动，不是好战，而是带着对历史的敬畏与对未来的负责，想要提前斩断那根通往悲剧的链条。
丰臣秀次和德川家康还在为石见银山的得失、为彼茨胜负盘算时，他们不会明白，自己面对的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明君臣。萧如薰的棋盘，比他们想象的更大；萧如薰的决心，也比他们预料的更狠。
这场较量，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一样的结局。因为在那些冰冷的利益算计之外，还燃烧着一团来自未来的、永不熄灭的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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