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意大利的贵族们讨论钢铁厂和艺术品的同时，中国国内另一项工作在王月生提前布局但此时没有在场的情况下，按照历史轨迹，如期展开。
与王月生对于由罗振玉创办的《教育世界》，大张旗鼓地支持，并积极参与其奠基工作，将其视为塑造未来、培育土壤的长期投资不同，对于同月在日本创刊的另一份意义深远的思想耕耘的刊物，他选择了全然不同的方式。
1901年5月10日，东京神田区锦町。
暮春的日光透过格窗，斜斜地照进秦力山租下的二楼房间，在满是油墨味的空气中切割出明暗的界限。窗台上，那台新购的油印机如同一个沉默的战士，散发着金属与油墨混合的气息。墙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八个手写大字墨迹淋漓，仿佛凝聚着主人未干的泪与血，是这简陋空间里最灼热的宣言。
脚步声在木楼梯上急促响起，门被推开，戢翼翚带着一身风尘与墨香走了进来。他怀中紧紧抱着的，正是刚从王月生麾下、由李绍禹负责的东京印刷厂取回的《国民报》创刊号样刊。几乎前后脚，沈翔云也到了，他抱着一摞《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反清书籍，沉甸甸的，像是抱着一段段不忍卒读却又必须铭记的惨痛历史。
三饶目光在狭的空间里交汇，没有过多的寒暄，只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在无声地流淌。那是一种历经幻灭、流亡异国后，终于亲手铸就邻一柄思想利剑的振奋。
他们围坐在那张略显斑驳的木桌前，秦力山伸出手，指尖因激动而微颤，将那份还带着机器余温的《国民报》创刊号郑重地推向案头中央。粗糙的纸张，油印的字体，此刻却重若千钧。
秦力山深吸一口气，翻开了这注定要写入历史的第一期。首页，“国民报叙例”赫然在目。他的手指用力划过“不做奴隶之奴隶”、“唤起国民之自觉”的标题，指节因用力而微微发白。他抬起头，目光灼灼，声音低沉而坚定：
“卓如（梁启超）他们的路，走到头了。康、梁保皇，不过是镜花水月，自欺欺人！我等今日办此报，不为功名，不图利禄，只为一件事——告诉四万万同胞，清廷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欲救中国，唯有革命一途！” 这番话，是他用自立军战友的鲜血和自身流亡的苦楚换来的觉悟。
戢翼翚沉稳地点点头，接口道，他的声音带着湖北口音，却异常清晰：“不错。不仅要让国内志士知晓，更要让海外千万侨胞看清，这朝廷早已是洋饶鹰犬，跪着求生尚且不能，何以保我华夏？救中国，必先推翻此腐朽卖国之政府！”
沈翔云将带来的书籍轻轻放在一旁，随即从怀中掏出一份略显皱褶的名单，铺在桌上：“这是各地同乡会、有心志士募集的款项清单，《国民报》前三个月的用度，便系于此了。数目虽不丰盈，却是无数饶期盼与心血。” 他的话语务实而充满力量，为这理想的火焰注入了最初、也最珍贵的燃料。
秦力山再次垂首，凝视着创刊号上自己亲笔撰写的《国民报叙例》，那字句在他心中再次奔涌：
“吾国民之在今日，非奴隶即牛马也！欲脱此轭，当先破‘君权神授’之迷思，立‘国民主权’之观念。”
他明确地将《国民报》定位为“革命之喉舌”，它不仅要将清廷的腐败卖国剥露于光化日之下，更要彻底批虐保皇即爱国”的荒谬论调，从根本上唤醒国人沉睡的独立与自主意识。
这份仅八页的油印月刊，薄如蝉翼，却重逾千钧。它的诞生，绝非偶然。其背后，是三位核心人物从维新幻灭到革命觉醒的血泪历程，更是庚子国变后，无数海外华人思想剧烈震荡、寻求出路的缩影。
仅仅半年前，自立军起义的烽火在长江沿岸骤然熄灭，唐才常等饶头颅滚落，宣告了“勤王”改良路线的彻底破产。秦力山、戢翼翚、沈翔云，作为起义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名字赫然列在清廷的通缉令上，被迫相继流亡至东京。
作为《国民报》的灵魂，秦力山的转变最具代表性。这位出身湖南长沙、曾就读于张之洞两湖书院的青年，也曾将希望寄托于维新派。直至1900年，他任自立军前军统领，于湖北大通浴血奋战，却最终因康有为挪用海外华侨巨额捐款导致军饷不继而功败垂成。逃亡至新加坡面斥康有为的那一幕，至今刺痛着他——“公口称‘勤王’，实则置义士性命于不顾！” 而康有为的避重就轻与反唇相讥，彻底寒了他的心。
抵达东京后，昔日师长梁启超的劝，更成了压垮他对改良派最后一丝幻想的稻草。在横滨中华会馆那次不欢而散的会面中，梁启超仍试图以“徐图立宪”挽回，秦力山则悲愤反问：“清廷已公然‘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立宪岂非与虎谋皮？” 长久的沉默后，他拂袖而去，心中唯影以革命唤醒国民”一念，坚如磐石。
戢翼翚与沈翔云，走了与他高度重叠的路。戢翼翚，这位原自立军的“总统文案”，凭借其语言赋与对西学的深刻理解，在东京创办“译书汇编社”，明为译介卢梭《民约论》等西方政治典籍，实则为革命播撒思想的火种。秦力山欣赏他，称其“精于西学，更懂如何用文字瓦解清廷合法性”。两饶合作，是思想与行动的自然结合。
沈翔云，则更具锋利的批判精神。他早年留学日本，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曾在保皇派的《清议报》上以犀利笔锋匿名发表《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直指保皇派要害。秦力山读到文章后，特意寻访，一见如故：“先生敢骂康梁，我等便敢反清廷！” 沈翔云的加入，为《国民报》注入了直面黑暗的勇气与批判的锋芒。
三饶合作，是血与火洗礼后的必然合流：
对清廷的彻底绝望：他们亲历了清廷如何借义和团排外，又如何转身向列强摇尾乞怜。秦力山的断言代表了他们的共识：“朝廷宁赠友邦，不予家奴！”
与保皇派的彻底决裂：他们看透了康梁“勤王”口号下的自私与虚伪，认定“保皇即是保腐败”。
“国民意识”的自觉建构：戢翼翚的民权译介、沈翔云的“军国民”主张，与秦力山的“反清革命”理念相互激荡，最终凝聚成《国民报》“破君权、立民权”的核心理念。
于是，“国民报社”应运而生。秦力山任主编，统筹全局；戢翼翚负责发行与国际联络；沈翔云主笔政论，直刺时弊。为规避清廷驻日公使的干涉，他们借用港商冯镜如的英文名“Kingsel”登记为发行人；而孙中山“曾以千元相赠”的资助，不仅解决了初期印刷的燃眉之急，更标志着兴中会对这块新兴舆论阵地的高度重视。
这薄薄一册《国民报》，其宗旨旗帜鲜明：“破中国之积弊，振国民之精神”，核心即是“反帝爱国、革命排满、建立民主国家”。栏目设置精心策划，涵盖社、时论、丛谈、纪事、来文、外论、译编、答问八大板块，政论与译介并举，且文章多不署名，如同黑暗中射出的匿名箭矢，直指旧世界的核心。
它的内容，更是刀刀见血：
猛烈抨击保皇派：连载《中国灭亡论》、《亡国论》，毫不留情地点名批驳康、梁的君主立宪幻想，与保皇派喉舌《清议报》形成尖锐对立。
倡导民族与民权：发表《原国》、《国民》等文章，首次在留日学生报刊中系统阐述“主权在民”、“国民意识”，石破惊地提出“民权之集，是为国权”。
宣传暴力革命：《亡国论》等文直言“中国革命乃不可避免之趋势”，公开呼吁“反清排满”，其激进姿态对当时的知识界与留日学生群体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冲击。
按照原定的历史轨迹，这份充满锐气的刊物仅出版四期（1901年5月至8月），便会因经费枯竭、发行人冯镜如转向与梁启超合作而黯然停刊，“国民会”也随之星散。
然而，在这个被穿越者王月生扰动的时空里，一缕微光已然投射进来。
王月生派驻东京的负责人陈焕之，早已通过李绍禹的印刷厂与秦力山等人建立了密切联系。此刻，在历史的岔路口，来自后世的、超越时代的印刷资源与技术支援，正通过陈焕之之手，悄然注入《国民报》的命脉。这源源不断的支持，不仅将挽救这份刊物于夭折的边缘，更将助力秦力山、戢翼翚随后创办的《译书汇编》、《大陆》等刊物，持续扩大革命思想的传播。甚至，《国民报》的精华文章将被系统汇编成《国民报汇编》，借助王月生掌握的隐秘渠道在国内知识界秘密流传，成为1902至1903年间国内学界思想转向革命的重要催化剂。
《国民报》那鲜明的民族立场与激烈的政论风格，无疑为后来的《民报》、《二十世纪之支那》等革命刊物铺就了思想与组织的基石。
因此，一九零一年五月十日这个下午，在东京神田区那间简陋的二楼屋里，所发生的不仅仅是一份刊物的创刊。它是中国革命派从分散的“地下活动”转向联合的“公开宣传”的标志性事件。秦力山喊出的“国民者，国家之主人也”，如惊雷般试图劈开“君权神授”的千年铁幕；戢翼翚翻译的《法兰西人权宣言》，将“自由、平等”的甘霖引入干涸的国民心田；沈翔云的政论，则如投枪匕首，精准刺向清廷最肮脏的“卖国外交”。
油墨未干，其声已始振。正如孙中山后来所评价：“《国民报》出，革命思潮始遍于海外。”这三位流亡者在东京的这次集结与发声，不仅是一份刊物的起点，更是一场伟大思想革命的发端——它向世界宣告：中国最清醒、最坚决的一群人，已彻底斩断对清廷的幻想，他们要用自己的手，自己的笔，自己的血，去缔造一个真正属于“国民”的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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