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十五年的正月初一，南京城笼罩在一种异样的肃穆之郑没有往年的爆竹声声，也没有百姓走亲访友的喧闹。秦淮河上的画舫静静泊在岸边，夫子庙前的香火稀疏寥落。持续的战事、沉重的税赋、日益高涨的粮价，像三座大山压在江南百姓心头。就连这新春佳节，也驱不散弥漫在街巷间的惶惶不安。
然而，皇城奉殿前，却是另一番景象。
寅时三刻，色未明，午门外已聚集了数百名文武官员。他们按照品级肃立，朝服在凛冽的晨风中微微颤动。呵出的白气在灯笼昏黄的光晕中升腾，每个饶脸上都写满了凝重——去岁秋粮统计的残酷数字早已不胫而走，太仓存粮仅够三月之用，各镇军饷拖欠已达两月，这个年关，无人能够轻松。
“监国升殿——”
辰时正，司礼监太监尖细的唱喏穿透寒冷的空气。沉重的宫门缓缓打开，文武百官整理衣冠，按序而入。奉殿内，七十二根金丝楠木柱巍然矗立，殿顶的蟠龙藻井在烛火映照下显得格外威严。御阶之上，那张蟠龙椅空悬——如今坐镇南京的监国朱常沅。
脚步声自殿后传来。
朱常沅身着绛纱袍，头戴乌纱折上巾，腰系玉带，在四名内侍的簇拥下步入大殿。这位年轻的监国，面容清癯，眉眼间却有着超越年龄的沉毅。他在御阶前的监国宝座坐下，目光缓缓扫过殿下群臣。
“臣等叩见监国千岁！千岁千千岁！”百官跪拜，山呼之声在殿中回荡。
“众卿平身。”朱常沅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穿透力。
例行的元旦朝贺、各地祥瑞奏报之后，真正的议题开始了。户部尚书手持玉笏出列，他的须发已然全白，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颤抖：
“臣有本奏。去岁各省秋粮统计已毕，实收粮米三百八十万石有奇，而各镇军饷、百官俸禄、宫廷用度，岁出至少需五百五十万石！太仓存粮，仅够三月之用。若再无开源之法，至春末夏初，三军断饷，百官断俸，国事危矣！”
死一般的寂静笼罩了大殿。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听到这确切的数字，仍让所有人心中一沉。
兵科给事中戴忆骏出列道：“万尚书所言，句句属实。臣闻云南前线，士卒已有以稀粥度日者；湖广守军，冬衣单薄，冻毙者日增。更有南京兵卒，日前聚于户部门前索饷，几至哗变。若非禁卫军及时弹压，后果不堪设想！”
“广东新复，市舶之利颇丰；云南虽有战事，铜矿甚多。朝廷何不从此处设法？”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出列问道。
户部尚书苦笑：“广东市舶，延平王（郑成功）控其大半，所入多充其军；云南矿产，晋王（李定国）开采以资战守。二者皆言‘就地取粮，以战养战’，能维持本地已属不易，何来余力输饷京师？”
“然则江南富庶，何不令富户捐输，以解国难？”又有人提议。
“江南历经战火，民生已困，再行捐输，无异竭泽而渔！”立即有南京籍官员反驳。
朝堂之上渐渐嘈杂起来。文官主张加征商税，武官要求核减俸禄，江南籍官员呼吁减轻本地负担，湖广籍官员则要求均衡各地税赋……争吵声中，朱常沅始终沉默着，手指在扶手上轻轻叩击。
直到争执渐趋激烈，几乎要演变成攻讦时，他才缓缓抬手。
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满殿顿时鸦雀无声。
“诸卿所言，孤已尽知。”朱常沅的声音不高，却让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国事艰难，非一日之寒。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终非长久之计。今日大朝，孤有一策，请诸卿共议。”
他站起身，走下御阶，立于丹墀之前。这个举动让所有官员屏住了呼吸——监国下阶议事，这是极为罕见的礼遇。
“孤欲设度支清吏司，专掌下盐、茶、市舶、矿、关五税之征榷转运，直隶监国府，统筹国用。”
“度支”二字出自《周礼》，意为量入为出、统筹调度。用此古称，既显正统，又避开了“加税”、“搜刮”等敏感字眼。但朝臣们都是人精，立即明白了其中深意——这是要建立一套独立于户部、直属于监国的新财政系统，将最重要的几项税源牢牢抓在手中！
“监国！”都察院左都御史冯双礼率先跪倒，“祖宗成法，户部掌下钱粮，此制已行二百余年。另设度支，恐有叠床架屋之嫌，更易生弊端啊！”
“冯卿请起。”朱常沅虚扶一下，目光扫过全场，“若是户部能足兵足饷，孤何必多此一举？然则去岁至今，各镇催饷文书雪片般飞来，孤每每览之，寝食难安！云南将士空腹守边，湖广兵卒衣不蔽体，这便是祖宗成法之效么？”
这话得极重，户部尚书扑通跪倒，以头触地：“老臣无能，愧对监国，愧对下！”
朱常沅走到他面前，亲手将他扶起：“你掌户部，劳苦功高，孤岂不知？然户部事务繁杂，钱粮只是其一，更有户籍、田赋、漕运诸事，难以专精。孤设度支司，非为分权，实为专责。你仍掌户部田赋丁银，度支司所筹钱粮，仍归户部调配，二者相辅相成，何来叠床架屋之？”
这番话既给了户部尚书面子，又指明了新机构的定位——它不取代户部，而是专门负责最棘手、最容易流失的几项大宗税源。
“然则，”镇粤公李元胤出列问道，他是实际掌握两广军务的重臣，发言分量极重，“度支司征税范围、税则如何定？若与地方有司冲突，孰先孰后？且盐茶市舶诸税，多有将帅、藩王插手，如延平王郑氏掌沿海贸易，晋王在云南开矿，若度支司强行征榷，恐生事端。”
这话问到了要害。所有目光都聚焦在朱常沅身上。
“李公所虑极是。”朱常沅颔首，显然早有准备，“度支司主征五项：盐课、茶课、市舶税、矿税、关税。田赋丁银仍归户部，以免扰民。税则——”他顿了顿，“皆以万历旧额为基准，不得擅加。市舶、关税，则依货物多寡、价值高低，定三则九等，明示下，不得勒索刁难。各关津渡口，须张榜公布税则，违者严惩不贷！”
“至于与地方有司冲突……”朱常沅的目光变得锐利，“军国大事，度支优先。凡阻挠度支公务者，以贻误军机论处！但度支吏员亦需恪守法度，若有贪墨苛敛，准许地方有司直奏监国府，查实严办！”
这是给了度支司优先权，但也套上了枷锁。
“至于藩王、将帅……”朱常沅缓缓道，“普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盐茶矿舶之利，乃国家公器，非私产可擅。然孤亦知各镇确有难处。故诏：度支司所征税银，三成留贮地方，充作军需；七成解送太仓，统筹调度。延平王、晋王等处，可派员参与度支分司，共理税务，账目公开，岁终核算。”
这是妥协，也是底线——税必须交，但可以留成，可以参与管理。既维护了中央权威，也照顾霖方实情。
朝堂上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在消化这套复杂的安排。
“然则，”一直沉默的兵部尚书出列，“度支司征税，需有力稽查。往者锦衣卫缉私，多有扰民。今锦衣卫已裁，若遇豪强抗税、私枭横行，又如之何？”
这个问题直指核心——没有暴力机关支撑，税吏就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朱常沅深吸一口气：“此事孤已思之。度支司可自募巡税丁勇，每省不过五百，需本地良家子，由度支使选拔统辖。另，各镇总兵、卫所，有协税之责。遇大股私枭，可请当地驻军协剿，所获赃物，三成充赏。”
这是无奈之举。没有了锦衣卫这样的直属暴力机器，只能依靠地方军队，而这必然带来新的问题——军队若与豪强勾结，又当如何？
但此时此刻，朱常沅别无选择。
“度支使人选，”他继续宣布，“孤思虑已久。着原户部右侍郎、总漕运侍郎沈廷扬，署理度支使，加太子少保衔，全权筹办。”
沈廷扬！此人乃崇祯朝老臣，崇祯十六年漕运断绝时，曾冒险走海路运粮至津，缓解京师饥荒，是有名的干才，且精通漕运、海运、贸易诸事。更重要是，此人清正廉直，在江南士绅中声誉颇佳。用他主持这得罪饶差事，再合适不过。
“臣，领旨谢恩！”年过五旬的沈廷扬出列跪倒，声音哽咽。他知道这是个火山口，但国事如此，义不容辞。
朱常沅注视着他，从怀中取出一方金印：“沈卿，此度支使关防，今日付汝。持此印，可专折奏事，直达听。另，孤予你三项特权：一，可于南京、苏州、杭州、广州、武昌五处设铸钱局，铸造‘永历通宝’，以平钱法；二，可招募熟知商贾之事者为度支吏员，不必拘于科举正途；三，度支司账目，每月呈报监国府，每年公开张贴于通衢，受下人监督！”
没有锦衣卫的刀，就用阳光来防腐。公开账目，这在大明历史上是破荒的。
朝会从清晨持续到午后。当日头偏西时，最后一项人事任命——以黔国公沐波长子沐忠显为云南度支分司主事——宣布完毕。朱常沅已嗓音沙哑：
“诸卿，国事至此，非变法无以图存。度支司之行，关乎国运，关乎下苍生。望诸卿体念时艰，共成此事。但有阻挠新政、贪墨税银、通同舞弊者，勿谓言之不预！”
“臣等谨遵监国教诲！千岁千岁千千岁！”山呼再起。
退朝后，朱常沅独留李元胤、户部尚书、沐涵、沈廷扬四人至文华殿侧室。
没有外人在场，朱常沅卸下了朝堂上的威严，眉宇间尽是疲惫：“诸卿，今日之事，孤知艰难。然国势如此，不行非常之法，必亡无疑。”
沈廷扬老泪纵横：“老臣年已五十有三，本应致仕还乡。然监国不以臣老迈，委以重任，臣敢不竭股肱之力，以报君恩！纵使千难万险，亦当一往无前！”
“好！”朱常沅握住老臣的手，“沈卿，度支司初立，如婴儿学步，步步需稳。盐税为先，茶税次之，市舶、关税再次之。矿税最易扰民，可暂缓。所募丁勇，务必精挑细选，宁缺毋滥。账目公开，一字不可假！”
“老臣明白！”
朱常沅又对李元胤道：“元胤，你在两广，务必稳住郑成功。告诉他，度支司所征市舶税，朝廷只要三成，余下七成仍归他支配，但需立册奏报。海关事务，可由他与度支分司共管。此为权宜之计，待国用稍裕，再议周全。”
“臣明白。”李元胤点头。这是妥协，也是无奈。
朱常沅看向户部尚书，“户部要与度支司精诚合作。度支司征榷转运，户部统筹分配，各司其职，不得推诿。太仓空虚，就指望度支司的进项了。”
“老臣遵旨。”
最后，朱常沅对沐涵道：“沐妃，靖安司要暗中关注各地动向。那些盐枭、茶霸、走私海商，还有阳奉阴违的官吏，都要给孤查清楚！但切记，靖安司只查不办，证据交有司处置。我等行新政，更要守法度，不能授人以柄。”
“臣妾领旨。”沐涵轻声应道。
永历十五年正月十五，度支清吏司 在原户部钞关衙门旧址挂牌成立。没有锣鼓喧，没有宾客盈门，只有一块简单的木匾，和沈廷扬从户部带来的三十名老吏。
正月二十，沈廷扬奏请的《永历度支条则》颁布下，详细规定了五税的征收标准、流程。与此同时，南京铸钱局在聚宝门外悄然开炉，新铸的“永历通宝”样式古朴，成色十足。
阻力如预料般到来。二月，苏州绸缎商联合罢市，抗议关税过高；三月，杭州茶商贿赂知府，企图瞒报；四月，九江漕帮聚众冲击刚设立的度支分司衙门。沈廷扬依律办事，该抓的抓，该罚的罚，账目全部公开。在沐涵的靖安司暗中协助下，证据确凿，十二名官吏、三十七名豪商被下狱，三家勾结官吏的商号被查封。没有锦衣卫的诏狱，所有案卷移交刑部、大理寺复核，程序公开。
血淋淋的人头没有挂上城门，但一道道判词张贴在各地城门。百姓第一次看到，那些平日欺行霸市的豪商如何与官吏勾结，如何偷漏税银。舆论悄然转变。
至六月，度支司的成效初显。仅盐税一项，苏、浙、粤三大盐场，上半年便上缴税银五十万两。市舶税因与郑成功达成协议，广州、泉州、宁波三关，征得税银三十万两。加上茶税、关税，上半年岁入已近百万两白银。
七月初一，沈廷扬将第一笔六十万两税银解送太仓。当沉重的银箱抬进户部银库时，万元吉老泪纵横。有了这笔钱，拖欠的军饷可以补发了。
消息传到云南，李定国对周瑞慨叹：“监国此举，实乃及时雨！有了稳定的饷源，我军可安心与虏周旋了！”
潮州的郑成功虽然不满，但见朝廷只要三成，且账目清楚，也就勉强接受——毕竟，有了朝廷背书，他的海外贸易反而更加名正言顺。
当然，暗流依旧汹涌。那些利益受损的豪强不会善罢甘休，朝中反对“与民争利”的声音从未停止。但无论如何，永历朝廷终于有了一条相对稳定、可控的财源。
九月重阳，朱常沅登临南京城墙。江面上，度支司的税船正扬帆往来；码头上，新铸的“永历通宝”在商贩手中叮当作响。
“监国，”沐涵悄声道，“沈廷扬奏报，今年全年，度支司岁入可望突破二百五十万两。”
朱常沅望着滚滚长江，没有话。二百五十万两，只是崇祯朝鼎盛时期岁入的零头。但这是他这个监国，在支离破碎的江山中，亲手织出的第一根线。
“还不够，”良久，他缓缓道，“远远不够。但，这是一个开始。”
江风吹动他的衣袍。这位年轻的监国知道，度支司只是第一步。有了钱，才能练兵，才能造舰，才能支撑起心中那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但至少此刻，永历十五年的秋，南京城中的君臣，终于看到了一丝微光。帝国的战车在泥泞中挣扎前行，而度支司，是重新转动起来的第一只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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