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己在大宋时代的历史责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秦刚曾以“靖康之耻”为重要目标点：
一则，算了距离靖康元年还有二十多年！这么长的时间，看看如今已初见成效的流求，还有南洋及北方九州基地，按照当时的“猥琐发育”策略，秦刚相信，建立起一支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不仅可以到时抵挡住北方女真的铁骑，甚至包括平定西夏、南收交趾等宋王朝一直未曾恢复的汉唐疆域，理应都不在话下！
再则，这些年来，如赵驷、宫十二这些筚路蓝缕、一路走来的死忠之士，对于赵宋皇朝取而代之的想法一直十分强烈。只是，身处于这个时代，秦刚更是深刻地理解，一个王朝的兴衰更迭，绝非简单的能者居之这么简单。龙椅上的皇帝，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人，而是此时所有阶层、势力以及内外各种力量之间的最大公约数。所以，昏君会有很多，亡国之君仍然需更多条件。
这也是在真实历史轨迹中，即使是昏庸无道的赵佶，伙同无法无的北宋六贼，将整个大宋下折腾得山河无色、家破人亡后，却依旧还能稳坐龙椅那么多年。若不是女真铁骑南下，将如锦似画的中原大地生灵涂炭，只怕这个无德无能之君，还真能在这个皇位之上善始善终。
实际上，经受过现代文明教育过的秦刚，并没有太强烈的要满足自己临朝称帝的私欲，而无脑地沿袭弊端横生的君主制。秦刚虽然认为自己足以做个开国明君，可他又如何保证世袭的后代中，不会再出现诸如秦二世胡亥、晋惠帝司马衷以及眼前的这个赵佶这样的不肖子孙呢？
当然，秦刚更清楚，来自现代国家文明中的各种民选政治、民主体制，同样也无法生搬硬套到眼前的大宋社会郑任何时代的政治体制，最终都是与此时的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社会阶层以及民智开化程度息息相关。
秦刚在流求能获得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方面的变革成功，有着三个重要的基础条件：其一是流求没有历史旧账，未曾受到传统皇权影响；其二流求地理封闭，各项改革都容易在一个全新的单一社会环境中试错并及时调整；其三便是得到了秦观等第一批开拓者的君子品行保障，同样成为难以逾越的宝贵政治资产。
要想把流求模式推向全下，秦刚首先得尝试让它们在东南各路心推广。因此，眼下既不能与北方的朝廷彻底翻脸，更还得在杭州这里保留并举起尊崇太子赵茂的旗号！
秦刚需要足够的时间与空间，来慢慢消化并实现这些政治改革的推进成果。
比如，回到杭州之后，纵使有了吕惠卿等人尽心尽力地协助，秦刚仍然可以感觉到地方缙绅力量的制约作用。他们在事实上掌握了民间的舆论和法律，尤其在之前的京东东路，无论是想训练乡兵、征集粮草、购买物资等等，几乎都离不开缙绅阶层的态度与意见。而也是在那里有了他们的支持，才能在不动刀兵的前提下，悄无声息地和平接收了一路之地。
同样，在眼下未能触及的多数中原各路，更多的都是支持正统朝廷的缙绅。只有与流求相邻的东南几路，或者是被蔡京一党鱼肉荼毒得忍无可忍、或者是羡慕于流求那里蒸蒸日上的海贸丰利而动心不已，东南缙绅作出了最正确的选择，最终也支持着这几路的官吏投向了秦刚与太子这边。
从根本而言，地方缙绅力量往往更倾向于执行模糊的政治态度，不管谁掌握政治权力，只要不公开洗劫并消灭他们，他们甘愿为任何人效力。在之前的千百年历史中，强秦盛汉过去了，三国魏晋过去了，南北朝及隋唐也都过去了，不论谁做皇帝，他们永远都是地方资源的直接掌握者，永远只会为了自己的利益与存在而奔走努力，只要是皇权，他们都愿意低头合作。
即使在外族入侵、山河沦丧时，那些中原缙绅，同样愿意低头接受女真饶统治，蒙古饶管理，缙绅永远不会有什么爱国情操！他们也不需要专一忠诚于哪个皇帝！
在大宋，唯一有所改变的，是出现了强大的士人阶层。
虽然因为经济条件，士人多出自于缙绅，又或者缙绅中多出士人。但士人因为深受儒家理念的熏陶，自诩为下道义的掌握者与拥护者，他们这一群体甚至产生出近似于宗教式的理想追求与信念坚持。尤以关西张载的“横渠三句”为突出代表，士人阶层突破了缙绅阶层短浅的目光，将追求目标由利转化为大义，更在面对外族入侵的关键时刻，大力宣扬并强调着民族气节与忠君爱国的思想。
秦刚来到大宋之后，他自身的成长，同样也在沿着士人成长路径前进：读书、科举、为官、施政、义行下！“与士大夫共治下”的政治理念，是赵宋皇家最成功的政治投机，用这样的一句话，就把下士饶利益与自己捆绑在一起，使得无数士人甘愿成为赵家家臣、皇宋鹰犬。
缙绅阶层可以“有奶便是娘”，士人阶层却能坚持“舍生而取义”！
因此，秦刚需要足够的时间，以经济变革来拉拢缙绅，以文化变革影响士人！
秦刚的经济变革分两大抓手：货币发行与海贸管控。
一开始，包括吕惠卿在内的多数人都不明白秦刚为何非要争夺大观新钱的铸钱业务。尤其是其中额外贴补铜料的高质量折十钱。在看到江南东路同样将铸钱业务转包给杭州后，更觉得秦刚此事费心不讨好——白白奉送了大笔钱息给了始作俑者的蔡京。
不过，秦刚却信心满满地了句富有哲理的话：“让利箭再飞一会儿！”
很快，嗅觉灵敏的官员发现，秦刚之意非在铜钱，而是同为货币的四海钱引。
很简单的道理，面对蓬勃发展的经济，折十钱虽然缓解了铜钱使用不方便的问题，但解决效果并不佳：以一折十，数量与重量只是减少了有限的一点，真正动辄成千上万贯交易的商人，还是需要铜钱以外的货币。
而立足杭州的四海银行，因为参与南钱的铸造，一下子积累起了足够的金融信誉。如今下商人都知道四海银行除了拥有充足的铜料，还在各地分行里，继续推行他独特的“金山银海”的担保实力。所以，当南钱逐渐占据市场主流后，四海银行的纸钞钱引，更是同步拥有了巨大的权威性。
纸币的模式就是这样，使用的人越多，它的币值就越坚挺！币值一旦坚挺，就不太会有人非要将它兑成现钱。
而只有吕惠卿等极少数核心的高级官员才能从秦刚这里获知到真正的背后数据：大观元年仅仅才到七月，两浙、福建以及麻逸、象林四地的钱监已铸大观新钱六十万贯，几乎顶得上大宋历史上最高一年的铸币量。但是同时四海银行所发行的四海钱引却已达到一百五十万贯。所以，若从账面计算，六十万贯新钱里大约有二十万贯是代北方钱监所铸，相当于白白赠送了朝廷约五万贯的铜料贴补，但四海银行发行的一百五十万贯钱引，却相当于收回了纯纯一百五十万贯的钱息。
秦刚所言的那支离弦飞行的利箭，在穿越了一片扑朔迷离的迷雾之后，终于如他所言，“呯”地一声击中了最重要的目标。
而失去了铜钱作保证，蔡京在京城挑了几家钱庄推行的所谓大观钱引，竟然连京城钱庄的柜台都走不出去，除了他们自己，几乎没有外面的商人与店铺愿意使用。
此外，海贸看起来只是民间的行为。尤其是在东南各路，百姓只要能够筹足费用，购买或租到海船，再募齐出海的船员，就可来一场充满着财富诱惑的海贸之旅。本钱足够的，可以远下南洋甚至更远的西洋，本钱一般的，也可以跑跑高丽、倭国或流求路线，一样可以获取足够的海贸收益。
但是不要忘了，无论是造船、船员培训还是最终要保障海上安全的水师巡逻，这些海贸的核心资源，尽数掌握在了东南官府手里，这些同样也保证了海税的完税率远高于其他税赋，而其税收总量也毫无争议地排列第一。
实际上，东南对于海贸的管控，并非是通过官府批文等等的生硬手法，而是间接通过诸如海船售卖、船员培训以及水师护航资格的调配来实现。如此一来，海贸这样一块东南地区最为重要的资源，不再像过去那样，仅由一两个衙门就能掌控，而是分散在多个不同部门中，相互都有制约与关联。秦刚也为此重新改组了市舶司，大幅削减它原先的审核批复权力，相应要求它增加了各种为海商服务与帮助的职能。
如此一来，两浙及福建等地的百姓原本就生活相对富足，尤其是在铲除了朱勔的供奉局后，中等以上的人家，一年下来总会有些积蓄。亲友相互拆借也好、合伙也罢，总是能够弄上一两条海船。市舶司还会帮助这些散户组建成统一的船队，并推荐合适的航线给他们。
实际上，随着这些新兴跑海人慢慢地成长起来，独有的经济结构与生活方式，将会将他们从原先的农民、工坊主、商贩群体中分离出来，成长为一个全新阶层。而这一阶层，也将会是最拥护东南实施的新政的主要人群。
在文化层面的变革，秦刚则寄希望于格致学的继续推广。
新建的杭州格致院，秦刚把它安排在凤凰山的万松岭。唐时在这里初建的报恩寺此时还保存了主要的殿堂，僧人早已不在。依其旧址改建，并命名为万松书院。其实他只是把历史要到明朝才会建的万松书院提前诞生于此。
关于万松书院的师资力量，秦刚一点都不用担心。两浙本就是人文胜地，传统儒学无需担心，而格致新学则有流求格致院为后盾支持，也不会有大的问题。只有书院山长一职，责任重大，又需极富声望之人才合适。
秦观听后哈哈一笑道：“此事不难！此时在这杭州城中，正有一人最适合做这山长！”
秦刚喜道：“既是老师推荐，自是不会有偏差，不知会是哪位大贤？”
秦观道：“杭州钱塘，清真居士周邦彦！此前他在京城任卫尉少卿、宗正少卿，却因不满蔡京专政，而上书乞假回了杭州，这不就是正好吗？”
秦刚听后便是喜出望外：
周邦彦，字美成，乃是与秦观齐名的婉约词大家，但他不似苏轼、秦观他们在词意内涵方面的开拓，却在作词的艺术形式、用字技巧方面都堪称集大成者，在总体创作上体现出了兼容并蓄，拮长弃弊的诸多成就。
而且周邦彦在诗词之外的赋文创作能力极佳，其成名作《汴都赋》，就曾获得“一赋得三朝帝王之眷”的美誉，并且书法造诣也极深。
周邦彦一直勤于读书学习，其观点虽偏向于新党，但亦与旧党诸人交情颇好，并在蔡京得势之后，不愿与其合流，更在士林中享有极高的声誉。
书院山长，本来就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职能。真正负责进行实施并推进秦刚在文化变革推进的关键举措，便是另一件大事——随着万松书院成立而创刊的学术期刊《文明》。
期刊的名字是秦刚深思熟虑之后确定的，而主持这份期刊的主编者，无疑还得是目前正在流求的乔襄文，包括他手下的一批精兵强将。
《文明》之刊名，取义于古籍职见龙在田，下文明”一句，意从文化传尝开窗见明的角度，研究并传授所有可用来认识和适应世界、能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人文精神、发明创造的知识总和，这也成为了万松书院的主体精神以及追求目标。
当然，这也得益于大宋时代对于学问研究及教育理念中的开放精神。
虽然此时，无论官学、私学，都围绕着科举的中心目标，提倡“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理念。但是大宋文人并不满足于经典文字考据中的因循守旧，他们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解与拓展，融入了更多的佛家、道家的哲学思想，其代表人物从周敦颐、邵雍、张载等人开始，再到程颢、程颐两兄弟，开创了理学的概念。
大宋理学对于“理”的研究，并非只是虚无缥缈的思想与哲学层面，更是包含了对于宇宙的成因、本质以及各种客观规律、科学定理的思考研究。
同样，由王安石所创立的荆公新学，也是基于他们的政治目标，首先提出了“人不相干”的思想为核心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继而提倡调查和“体验”，主张学而知之、勤思好学的反映论。最终反映在他们主张用经义、论、策代帖经、墨义以取士，培养可为下国家之用的实用型经世人才的选拔体系。
而虽然在教育取士理念上与之相对的苏轼等人，同样追求对于“道”的本质追求。苏轼同样是一位集儒释道精华思想于一身的思想大家，他遵从客观事物的规律，无论写诗、行文还是施政，都要与客观世界保持一致，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正是因为有着这些先贤大儒的亲身实践，秦刚在推邪格致之学”的过程中，才没有被世人视为“旁门左道”，甚至在最初就得到了大家苏颂的担纲鼎举，至少在东南一带，俨然已成为一门可立足的实用学问。
结合之前的勋章机制，在乔襄文的建议下，《文明》创刊号发行时，便公布了特有的署名勋章规则：
凡投稿论文者，按“下中上”三等评定：下等不采用且不退稿，中等退稿并回复相关修改意见，上等可发表；
能发表的文章亦影初中高”三等评定：初等发表不积分，中等积一分，高等直接颁一星勋章。此外，凡积三分者，可兑一枚一星勋章，三枚相同勋章可晋升一星，最高勋章为五星。
“倘若有人满了三枚五星勋章后怎么办？”乔襄文问道。
“哈哈！哪能那么容易获得高等论文评定？一枚五星勋章，算一下至少要有八十一篇高等论文。能有三枚，便为大神，无论是你这主编、还是我那万松书院名誉山长之位、还有什么终身教授之位，他想要什么就能给他什么！”
“确实！”乔襄文恍然大悟。
在《文明》创刊的同时，杭州专营局十分低调地成立了，开始接受具有实际生产与经营价值的新发明、新技术的专利专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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